特邀专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袁 刚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唐任伍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公共管理学系教授 陈天祥
主持人： 刘 建 张夏梦
如何看待仇和本人？
袁刚：仇和曾是有学识、有才干、年富力强、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2007年仇和由江苏副省长调任云南省昆明市委书记，随即强势推行了其颇具争议的“新政”。他以雷霆风格展开治理滇池、拆城中村、建新城及教育、医疗、招商引资等多方面的改革；让昆明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公示电话，群众可随时找主管官员信访；对一些重要党政会议进行现场直播，官员凡不熟悉管内数据，发言照稿子念而一问三不知者，都难过仇和问责关。他铁腕治吏，有一官员开会时打瞌睡，随后即被撤职，一时传为佳话。
仇和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但都很专横，体现的是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仇和在昆明大拆大建，一声令下将市政府迁往呈贡新城，都是自己说了算，行事铁血果断，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他每每以“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来要求部下贯彻执行其命令，说一不二。他下令一年要种 300万棵树，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在短时期内要将昆明建成花园式国际大都市。
然而，新时代政治的常态是民主与法治。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着力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像仇和这样敢于挑战法律底线，与依法治国的方针背道而驰，又怎么能持久？
但仇和的殒落仍然让许多人扼腕叹息，毕竟他搞了一些改革，也办了不少实事，多少促进了一些社会发展。比起那些无所作为的庸官，他还算得上是一个人物。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仇和新政”并非完全是仇和个性化施政的展示，也说明我国党政干部人事任免制度中的一些难题。仇和是昆明市委书记，权威勿庸置疑。虽然他一上任就微服私访，但毕竟不是本地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熟悉昆明情况，而他却一上任就大干快上。因此，是不是可以稍作改革，如“空降”地方先任副职两年，熟悉了情况再升正职。
陈天祥：仇和行事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长期GDP挂帅，与时代脱节。仇和在昆明时，鼓励干部离岗创业，任何干部都可以提出申请出去创业、做生意或者是打工 ，且不限地域。当前应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重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建设，而仇和却仍然延续着过去GDP至上的施政轨道鲁莽前行，这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去甚远。
第二，独断专横，为了政绩工程而不惜牺牲群众利益。为达到自己的施政目的，仇和可谓是不择手段。在其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曾要求进行小城镇建设，在没有政府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仇和要求离马路比较近的住户，都要把房子拆了重新建 ，若不愿意拆，政府就出动推土机将房屋推倒。
第三，不懂科学决策，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典型
的例子是强制要求昆明栽种从江浙一带千里迢迢运来的绿化树。云南本是森林王国，完全可以就近满足植树的需要，且不说江浙一带的树种能否适应云南的气候，这些树从千里之外运来昆明，仅路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种违反基本科学决策的做法不仅让人费解，而且还很容易让人怀疑其决策的动机。这是典型的“有权太任性”，与改革拉不上丝毫的关系。
第四，工作方法简单，不懂得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仇和是一个喜欢走极端的人，表现在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么是放弃强制性的工具，要么是放弃自愿性工具。前者的表现是将宿迁的学校和医院全部卖掉，导致政府完全退出这两个本来应由政府向民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后者的表现是前面提到的招商引资工作和城市改造工作。这显示出仇和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将事情做好，即不懂得利用恰当的政策工具，亦不善于整合市场和社会资源为政府所用。
“仇和新政”是否具有典范意义？
袁刚：仔细分析比较，我们会发现仇和搞的治吏、治污、拆迁、城建等事各地都有，且不一定就比仇和干得差。“仇和新政”就内容来讲其实并不新，新异之处在其大胆敢为、行事果决，加上媒体炒作，使之更富传奇色彩。
仇和不重法治重人治，虽具一定的个人魅力，但行事霸道不讲民主，用的是早已过时的家长制作风。他在沭阳命小偷到电视台宣读“忏悔书”，敢把公办学校和医院卖掉，令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并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无视党纪国法，任性枉为。其政绩并无民意基础，因此，“仇和新政”昙花一现，不具典范意义，最后以落败而告终。当今中国改革经不起这种瞎折腾，需要的亦非仇和这种缺乏民主作风和法治观念的改革家。
仇和忘我工作，却也不能免俗，他称自己是“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最终落马并非因工作失误，而是牵扯到土地城建腐败，“严重违纪违法”，具体情形有待审查结果公布。仇和最终事业不成，连清官廉吏形象也不保，这十分可恶，也十分可怕！透支财政大拆大建却不能洁身自好，任性弄权却贪赃自肥，因此所谓仇和“新政”就更值得反思！
中国改革已进入第四个十年，对前十年乃至前三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要多作总结。风行一时的“仇和新政”的落败，不光是仇和个人的失败，也是一种行事作风、一种管理方式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案例是活生生的，我们应及时总结，及时加以调整，兴利除弊，加大力度深化改革，采取适当措施，在各地以民主法治取代仇和式霸道人治。
改革派官员应该是怎样的？
唐任伍：“改革者”首先是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官员首先要讲规矩。在重视法治的现代民主政治框架里，不守法、不讲规矩的“能吏”，把自己管辖的领域当作私人势力范围，置规矩、正义和法治于不顾，“任性”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使得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成为“绿林时代”。这种“个性官员”的“改革”，没有法治和制度约束，难免出现问题。仇和等一批官员的落马，再次彰显了“权力不可任性”的正确性。
改革者必须要有能力、有个性、有思想，光会说空洞的道理，不干事、干不成事的官员，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时代，肯定得不到老百姓的欢迎。也就是说，“庸吏”是不足取的。问题是一些所谓的“改革者”，缺少对法治应有的敬畏，不是致力于建立并维护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市场秩序，而是以改革之名，官商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摧毁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明规则”，让“潜规则”大行其道。
一些官员缺少的并非政绩，而是缺了建立和守护“法治、规则”的精神，缺了对法治的敬畏。要让官员致力于建立起公平、公正、透明、法治的市场秩序，使得没有模糊地带，潜规则没有市场，这才是真正的“改革者”情怀。建设法治社会，精英官员要带个好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任性”改革，不适用法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