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出困境与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在执政为民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治理方式的转型，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已经完成。事实上，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为民思想的落实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还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概括起来，现在面临的三大困境应当给予关注。
1．官本位思想的流毒。相比于中国古代，受市场经济和现代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渐渐超越了官本位思想，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和消除的，它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因此，我们今天仍能从中国社会中看到残留的官本位现象。例如，买官卖官的官场腐败现象，许多官员不务正业、官僚习气严重，每年有数量庞大的博士毕业生争做公务员，等等。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呈爆炸式增长。据人社部全国公务员考试数据显示，2008年有64 万人通过审核参加考试，考录比约为46∶ 1；2009 年报考人数飙升至百万，考录比例为73∶1。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之大、竞争之激烈令人惊讶［19］。公务员虽算不上“官员”，但人们如此非理性地争跳公务员的“龙门”，亦可透视国人心中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试想，当全民都将官员和公务员视为“美差”和“金饭碗”而不遗余力地追求时，我们的执政为民和服务型政府就很容易变味，至少会大打折扣。因此，要使执政为民思想走向深入，使服务型政府更加真实有效，就必须在政策、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开拓和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观念问题。
2．特权阶层势力坐大。执政为民思想的核心即“心系”广大人民群众，官民平等，甚至官员甘作人民的公仆，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广大干部像国民党官员一样“做老爷”，那么执政为民和服务型政府就会失信于民，甚至会变得滑稽可笑。就目前情况来看，最为百姓痛恨的是官员腐败。从整体来看，腐败官员虽然只占少数，但就是这些少数人对执政为民思想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应该说，随着反腐倡廉的开展，党和人民加大了对权力腐败的打击力度，但也应该承认，腐败现象的真正好转并不容易，需要有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更加彻底的思想、道德、精神洗礼。与官场腐败的显性特权相比，还有一种隐性特权值得注意。例如，国家干部和公务员的待遇一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近期有一件事情可做参照。深圳颁布的《深圳市行政机关干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中有这样的规定：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统称执法员，他们从高到低分为七级，按不同级别拿不同的薪水。执法员共分53个薪级，其中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入职薪级为1 级，起薪为7 000 元，一级执法员对应最高薪级为53 级，标准为15 720元［20］。且不说同一个城市的执法公务员竟分出这么多等级，就是看这些执法公务员的收入，就会令普通小民瞠目结舌。当执法公务员的月收入几乎是一个下岗工人一年的收入时，这让弱势群体如何相信执政为民！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特权和不平等是政府的“明文规定”。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看来，“特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邓小平曾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2］他还说：“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2］269。在1985 年9 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严申“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12］。显然，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但问题的关键是要落实，要从思想观念上杜绝特权和腐败的滋生。与此相关的是国家的公平正义问题，这都是执政为民思想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3．公民素质有待提高。成熟的服务型政府必须有成熟的公民，“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民精神复苏是构建有效公共行政尤其是有效政府的关键因素”［21］。因此，既要有成熟的公民，也要有成熟的服务型政府，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还停留在服务治理的初级阶段，即政府给人民群众提供的多是物质性和技术式服务，而不重视提供与公民精神相关的发展机制和理念。弗里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的精神建立于对所有公民善意的道德基础上，公共行政更强调公民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角色和重要性［22］。当然，学界也未给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精神支撑，因而不太可能要求人民群众以公民的身份为政府和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或义务。可以说，在公民精神的培育中，这是一个学术界、政府、家庭以及人民群众都存在缺失的散漫结构。例如，目前政府下大气力解决的是民生问题，这在短期或目前情况下固然重要，但从长期或长远角度看，这种政府服务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村民要变成公民除了物质生活需要外，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关注和解决，除了科学、文化知识外，还有诸如民主、平等、责任、义务、爱心、尊严等等。同理，服务型政府也必须具备公民精神建设所需的服务素质和机制，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在观念、道德、信仰、价值等方面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参照的标准。就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们离公民还有较大距离，许多人甚至一些知识分子都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感、责任心、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处于公民的边缘甚至对立面。例如，挤车争座、不给孕妇让座的现象屡见不鲜，村民自治中“贿选”和家族“统治”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家庭内部甚至父子、母子争夺财产事件日益增多，城乡拒绝养老和虐待老人现象也多有发生。这些都与公民精神格格不入，因为这些现象既不道德更不文明。公民精神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与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说，无论中国农民还是市民，他们都离真正的公民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政府、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服务型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更大，也更为迫切。
总之，执政为民思想确实使政府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无论是治道还是具体措施都可作如是观，这也是中国能在现代转型的复杂变局中相对平稳地过渡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更是21世纪中国具有更大发展潜力和机遇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决不能忽略成就后面的危机及其困境，更不应讳言存在的不足与缺失，而是应直面问题的症结，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将执政为民思想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