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赵秀玲
随着中国共产党大政方针的改变，执政为民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作用，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政府治理的转型最为突出，它所达到的效果也最为明显。那么，由执政为民思想引导的政府治理产生了怎样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何规律可循，如何评估政府治理转型的成败得失，在新的世纪应确立怎样的政府治理理念、价值观和发展路径，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
一、治道之变与服务型政府
古人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卷六十二《董仲舒传》）。但反过来说，天变，道亦应变。当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统治在不同朝代、不同人之间转换时，因专制主义的性质未变，所以“治民”之道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当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为人民服务”才成为政府的治理之道，人民群众才真正翻身做主人。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为人民服务”还没完全落到实处，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只有确立执政为民思想，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角色转变，由原来的行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像唐太宗这样的封建统治者也讲爱“民”，他甚至美其名曰“爱民如子”，但由于奉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为政理念，从而难以改变视“民”为工具与手段的局限。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宝，它确实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横亘于“官”“民”之间不可逾越的沟壑，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治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执政为民思想有了可靠的发展基础和保证。不过，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还存有明显的不足，“为人民服务”是建立在行政管理系统之上的，尤其是政府执政过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统治，从而削弱了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公共性”担承和能力。换言之，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统治功能，从而弱化甚至忽略了其服务功能。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主要体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道德层面，而作为公共性服务的观念、体制、制度和管理等则难以体现。以三年自然灾害为例，那时的人民群众由于食物匮乏导致生命权得不到保障，享有其他“服务”就更无从谈起。在改革开放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发展，民主与法制也渐渐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但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和以行政命令为主的惯性中，政府的角色仍未转到服务上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就提出，领导干部必须联系群众，为此就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而且“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1］。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明确主张“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还强调要学会管理，善于选用人才，简化手续，改革制度（规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并提出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2］。很显然，领导干部不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就会只停留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阶段，不可能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公仆，更不可能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可见，执政为民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既合乎党心民意，还为政府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根本保证。
执政为民思想最早是由江泽民提出的。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3］胡锦涛则对执政为民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并将之作为政府治理理念进行思考和布局。具体说来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人民立场和人民本位，即政府真正站在“民本”角度执政。胡锦涛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还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4］可见，能从“权”“情”“利”的角度为民“所用”“所系”和“所谋”，既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又反映了执政为民思想的价值原则，还反映了其情感向度和心灵指归。而如无“民本”思想这个轴心，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按照弗洛姆的看法，马克思即是一个坚定的人本主义者，其哲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6］。在此，胡锦涛将“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说：“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7］。有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思想才不至于落空，才能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