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与制度都是权力
在现实世界中影响越来越大的软权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文化权力、价值权力和制度权力。
所谓文化权力，即一国通过自身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吸引其他国家人民的能力，主要的载体是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等等。
所谓价值权力，是一国的政治价值观得到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认可的程度。从长远来看，最成功的软权力正是改变他国国民价值观的能力。
所谓制度权力，即一国在国际社会上塑造制度、创新议程和控制议题的能力。在当今世界，联合国、WTO、世界银行、海牙国际法庭、世界人权宣言……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多出于美国在二战之后的设计；而诸如缓解金融危机、核裁军、环境保护、减排、打击跨国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也多由美国主导。
一些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能够取得连续性的成就，恰如约瑟夫·奈所言：“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软权力为什么崛起
为什么软权力会在这个时代崛起，甚至有时还超越了硬权力？最重要的背景恐怕是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个体掌握资源的增多，更多行为主体——恐怖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公众、新闻媒体等似乎都更有能力左右政局。例如，作为硬权力的支柱之一，美国的经济实力虽然重要，但在经济战略上政府的选择余地并不大，除就业政策和经济监管政策外，其对外经济政策基本都是回应大公司的诉求。这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权力正经历一个从国家行为体到其他行为体的扩散过程，而权力的“软化”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副产品而已。
不难理解，国家的身段在今天会如此“柔软”，正是因为国家权力行使的对象（公民、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公司等）更加强大，甚至也掌握了某种权力，所以传统权力的拥有者才不得不更加谦虚地谋求合作。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行使者只有政府，而软权力的行使者则更加多元化。而作为硬权力大国，一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了硬权力的局限性，这才试图先行一步开发软权力。
因此，软权力在当下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权力转移和扩散，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长的意味。如奈所言，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转化，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在这个意义上，软权力并非只是简单的硬权力的延伸，它更有可能代表了某种政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