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普世价值”思潮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包装自己？主要就是为了掩盖其特殊的政治目的。
1.消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国际斗争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决定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设，而且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直接关系着人心的向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兴衰、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安危。无论是要维护或破坏一种社会制度，还是要巩固或推翻一个政权，都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深谙意识形态之道，因而在冷战期间将意识形态战略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3年，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首次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和平演变战略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之一就是“攻心”战略，即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样力挺“普世价值”。虽然他曾说，美国不能把它的价值强加给别国，但他又多次表示，“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而且，“这些价值至关重要，即便是在艰难时刻”。
为了顺利推销自己的价值观，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法就是抬高自己的价值观，贬低和消解他人的价值观。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不仅被他们视为“普世”、“至上”的真理，而且被他们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他们努力掩盖自身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丑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卫士。另一方面，着力矮化、丑化，甚至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乌托邦”，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展以及斯大林的偏执狂是冷战产生的根源”。当苏联解体时，西方有学者立即宣称，“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然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当年，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十分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们不顾现实，粗暴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教条”、“僵化”、“独裁”、“专制”等种种帽子，指责中国搞社会主义是“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的主流”，同时，他们还把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归因于“普世价值”，认为“解放思想的核心目标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的“价值回归”，“以人为本”是“普世价值”的重要体现，等等。除此之外，他们大力推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制造价值观混乱，企图达到即使你不信仰“普世价值”，也要使你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最低目标。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幌子，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获得一种“至上性”和“主导性”的地位，最终将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当代中国的话语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