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明明是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一定是多元的，那么怎样才能将多元价值标准转化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呢？这就必须将“价值性知识”包装为“真理性知识”。
我们知道，价值与真理都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范畴。但不同的是，价值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原则侧重于客体性，表明人的活动中的客观制约性；价值原则侧重于主体性，主要表明人的活动中的目的性。
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十分复杂。同一样东西对于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对其他人不一定有价值；而真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其价值，它都是真理。因此，我们一般不能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强加于他人，但有权利也有义务让他人认识真理。比方说香烟，对于抽烟者来说是有一定价值的，如可以提神、打发时间等等；对于不抽烟的人则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负价值。而不管你抽烟不抽烟，“吸烟危害身体健康”都是一条真理，这一点早已为科学所证明。因此，抽烟的人绝没有权利强迫不喜欢抽烟的人抽烟，否则就是反真理、反科学的；不抽烟的人则有权利要求吸烟者在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如果不是公共场合，又另当别论），因为这是与真理、科学相符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香烟有害健康，所以不可以强制他人。但对身体无害甚至有益的东西，是不是就可以强制他人呢？比如说，某种东西营养价值很高，但是你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吃这种东西吗？……
很显然，持“普世价值论”的人是深谙这一哲学道理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本都是一种价值性认识，根本没有权利强加于人。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就将自由、民主、人权等包装为“真理”，为的就是使这种价值获得一种普遍性。有了这种包装，对外推销起来就更为容易。这是因为，既然是“普遍真理”，对于推销者而言，即使采取强迫甚至暴力手段，也不会有失道义，至多只是方法问题；对于推销对象而言，如果你不接受“普世价值”,就等于不接受真理（而且是“普遍真理”！），就等于承认自己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老顽固。
从实际来看，这一手法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世价值”为美国发起对外战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据统计，二战后美国发起的对外战争有数十次（占了二战后世界总战争数的98%），数百万人死于美军的炸弹下。这些战争大多打着维护“人权”等旗号，不仅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得到被入侵国的反政府力量的拥护，有时还会得到被入侵国家部分普通民众的肯定。但是,这种“合法性”是一种真理意义上的合法性吗？肯定不是，这种合法性后面包裹的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是“普世价值”在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在前几年，我国国内进行“普世价值”争论的时候，如果有学者批驳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揭示“普世价值”的实质，马上就有人指责文章的作者“连民主都不要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连“普遍真理”都不要了。从理论上讲，存在着抽象意义上的“民主”概念，但我们在实践中所选择的一定是具体的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或其他性质的民主。正如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定存在着抽象的“苹果”概念，但在生活中，当我们拿起一只苹果来吃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具体的苹果，即一个有特定产地、特定颜色、特定大小、特定口味的苹果。但是，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人总是力图回避价值的具体性，以期获得一种所谓“普遍真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