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申建林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迁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并暴露了深层矛盾。这些综合性难题的解决既需要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运用，也离不开人们的道德自觉。但法治与道德的相辅相成是有条件的，法治与道德在性质、发生作用的方式和适用领域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只有尊重双方的边界避免法治与道德的越界滥用，才能发挥两者的互补作用。
【关键词】法治 道德 边界 互补条件 内涵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文明社会，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公然反对道德并挑战法治，因为谁也不愿意承受一个不顾任何法律与制度，也没有任何道德与良知的社会所带来的灾难与恶果。法律与道德不仅成为健全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支撑力量，而且成为具有道义正当性的褒义性的概念，现代国家通常无需对法治与道德及其综合运用进行意义论证与政治鼓动，事实上，法治与道德建设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调节中的重要形式，尽管在不同国家，其理解与运用的方式不尽相同。
最近中国政府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断强调实现国家治理思维与治理方式向法治的转变，为此，还组织召开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法治问题，党中央专门就法治问题通过全会的形式讨论与决策，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力举法治的同时，中共也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毕竟道德是一种维系特定社会秩序的强大的自觉的精神力量，更何况中国有深厚的礼治德化的传统。
最近，党在道德建设上也做出了大量努力，从十八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归纳与提炼，到自上而下有组织地推动道德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会议、学习、宣讲等形式宣传普及核心价值观，力图加强认同，推动人人参与和人人实践。看来，法治和德治不只是一时的政治宣传，同时也反映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新的思路与选择。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到高压反腐、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新动向来看，中国政府力图同时动用法律与道德的力量加强国家治理。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当今中国为什么如此强调法治与道德？法治与道德之间除了具有原则上的联系之外，究竟还存在哪些区别？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如何避免法治与道德的越界与误用，从而有效发挥法治与道德的互补作用？
跨越式转型综合症及其对法治与道德的急切需求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转型中，政府权力（包括执政党的权力）首先从经济生活中部分退出，经济的市场化除了取得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外，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经济自由与个人行为的自由本身就是现代生活的内涵与标志，也是从传统政治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自由往往会带来某些现代性的后果，它可能导致社会不稳或社会失序，会激化和加剧利益冲突，甚至导致利益与正义的紧张，从而使整个社会道德腐化。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就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社会转型来看，他们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社会症状：社会结构与利益结构急剧变化，自我意识与个人利益意识被唤醒，利益矛盾与冲突加剧，社会骚动不安的因素不断萌生，社会犯罪与官员的腐败急剧增加，维护社会秩序和清除腐败难度加大。
当今中国社会除了遭受以上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般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一系列更难解决的独特的“中国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更为复杂：其一，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通过市民社会的逐渐积累而自然成长的，它缺乏成熟市场经济所孕育的契约精神、自主平等意识、程序主义的正义观念。这使当今中国产生的社会难题更多，而可供解决难题的资源与手段则更少。其二，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内生而是外力推动的，整个社会曾经受到政治权力的全面管制与支撑并依赖于权力。这种惰性的社会在权力突然退出之际，因缺乏社会自治传统提供的制度供给而陷入散乱无序，而一旦散乱无序，似又证明了权力介入的合理性，而权力的过多介入与直接管制又抑制了社会自主与个人自由，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并步入经济繁荣而政治与社会生活却难以现代化的僵局。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政治依赖恰恰为政府的支配与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机会，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市场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权力滥用。因为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直接导致巨大的收入差距、人们的怨恨情绪与社会的不稳，而且诱使整个社会败德行为的泛滥，因为“具有正义愿望的人能否实际遵守正义规范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这样做”，①当利益的获取毫无道德顾虑，违德获利现象比比皆是时，人们的正当获利的道德期望受到打击，曾经抱有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道德自觉却导致利益受损和生活艰难的残酷现实暴露了道德的脆弱性，由此，权力的误用和市场的扭曲最终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
正当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之时，又遭遇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固然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繁荣与进步，但也会给像中国这样内部急剧变动而治理能力不足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产生了大量跨国经济实体与管理组织，挑战国家的经济主权，跨国企业大规模的货币投机和其他国家经济波动或危机的国际传染给中国的经济调控与内部管理增加了难度。随着物质产品的跨国流动，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也一同冲破区域和国界而进行跨国交流、从而引起不同观念与价值的冲突与碰撞。
中国的社会转型还面临后现代的问题。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出而实现现代工业文明，即由前现代走向现代化。但正当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之时，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已经到来，所以，中国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中，中国社会转型在性质上属于一种跨越式转型，既要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阻力，又要设法解决现代性充分发展而暴露的一系列后现代问题。现代性是以理性与科学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理性和科学使人类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但这种片面化的理性，并不是人文理性，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用理性和科学计算、规范与度量包括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内的一切，使人的精神世界彻底卷入商品性、竞争性、世俗性之中，人类缺乏自身的精神文化价值，而陷入对自然的无节制开发与享用，结果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枯竭等现代社会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道德问题等都是后现代主义者反思的现代性问题。
由此看来，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综合性的复杂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但数十年高速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迁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并暴露了深层矛盾。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非均衡发展中实现跨越式转型，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转型、体制转轨、全球化与后现代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使中国迈入社会裂变与不稳、价值多元与冲突、道德腐化与官员腐败等并存的风险社会。
如果只知改革，而放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致命的问题，中国社会将是很危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中央最高领导层如此强调国家治理问题。究竟确立何种治理思维、选择何种治理方式？宗教的、暴力的治理方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政治与政治运动的治理手段在文革中让人们深受其害，而行政控制手段本身就是有待规制的改革对象，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治理方式主体是法治与道德，法治以其特有的确定性、统一性、一致性和程序性，并包含着人们对民主平等、个人权利、社会安全与秩序等价值的期待，在多元分化和自由离散的现代社会能有效地发挥规范与整合的功能，所以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如果说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治理方式，那么道德则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调节手段。法律不可能规范一切，在社会与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良知、是非与道德感维系着正常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就是法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现代道德的认可与支撑。缺乏道德所孕育的成熟的法治精神与法治文化，法律条文与法律制度难以有效运行。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难题，需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