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追逐“舒适物”,高新技术产业又追逐人才,从而倒逼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舒适物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随着交通设施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越来越倾向于定位于拥有更多舒适物的地方,而不是靠近自然资源(煤矿、铁矿等)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提升了。
既然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产业的投资选址就越来越趋向于靠近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充足的地方。于是,资本或公司的选址,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选址。人才的择地偏好或地方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选址偏好。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就越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就越需要跟随技术人才的择地偏好进行公司的选址。
既然高新技术人才对舒适物系统等级往往具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他们的地方消费主义更为显著,那么,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选址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投资地的舒适物的最大化,因为舒适物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公司追逐舒适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追逐人才。在过去,是人才追逐工作,哪里有工作,人才就去哪里；今天,是工作追逐人才,哪里有人才,公司就到哪里落户,并提供工作机会。这不但在西方是如此,而且如今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追逐舒适物而聚集到舒适物系统等级较高(高舒适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房租和房价的上涨以及生活成本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难于支付高工资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各种生产成本的提升而迁出城市。而那些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能够支付相对较高工资水平的公司或产业,才能在高舒适物城市生存下去。这一过程导致高舒适物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排挤了投资回报率低的产业。由于创意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因此,它在高舒适物城市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
如果高舒适物城市不能有效排挤那些低端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产业,那么,往往会导致反舒适物(环境污染、空气质量恶化等)的增加。这种状况常常驱使高素质人才的迁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迁,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移入,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衰落。而经济衰落导致本地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失业人口的增加,进而引发犯罪率的提高,后者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端人才和高技术公司的出走。
可见,舒适物和反舒适物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舒适物从正面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舒适物则不但影响城市产业的升级,而且驱使已经进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迁出,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
很显然,一个地方或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仅仅遵循经济的逻辑,而且也遵循社会-文化的逻辑。地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劳动者,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形成对特定类型舒适物的偏好以及相应的移居行为。而高端人力资本密集型公司则不得不追逐高端人力的去向,哪里高端人力资源丰富,就到哪里落户。而那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有偏好的地方政府,则不得不考虑高端人才对舒适物的偏好,并不得不把保护和建设城市舒适物当作一个具有经济产出的事业来做。经济、文化与权力于是在城市舒适物这个问题上,将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这种一致,构成可持续发展与消费的内在机制。其中,消费文化的演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