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处于旧的热点逐渐消失，而新的热点尚未形成的转换时期。在新现象与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与指导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这是中西方学者共同面临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发现2014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了某种活跃态势。从各类哲学前沿问题表现出的特征看，哲学思考开始把目光转向人自身，套用一句杰姆逊的话，就是开始对“主体的位置进行新的创造性思辨”。
辩证法与主体的位置
安德鲁·科尔（Andrew Cole）在《理论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ory）中提出，为当代哲学理论奠定根基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尼采，而是黑格尔。安德鲁·科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作我们今天使用的哲学理论的正宗来源，并作了自认为别具一格的解释。科尔认为中世纪的辩证法思维是形成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黑格尔采纳了中世纪的思考方式，并大胆地与现代哲学决裂。而且，黑格尔不仅仅满足于用从中世纪承接的辩证法去改变哲学，他还用这种辩证法去暴露现代生活中传统因素的滞留，发展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影响了从马克思、19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到尼采、巴赫金，再到德勒兹、杰姆逊等众多思想者。
寻找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渊源，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世纪思想家如普拉提诺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这在理论探索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试图把黑格尔主义与德勒兹主义融合起来，这在后现代语境下也是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科尔的这本书从总体看与其说是理论进步的标志，不如说反映了西方学界某种退步的迹象。重新理解并赞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是该书的隐秘主旨。脱离了唯物主义的“弱势”的辩证法并没有多少真理成分，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弊大于利。就科尔的这本书而言，有两个明显的错误需要指出。
其一，奠定了当代哲学理论根基的是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科尔的这种见解不但有失公平，而且错误。没有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抽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根基，辩证法可能只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变戏法”。
其二，体系化哲学是完全不可取的。科尔认为，来源于中世纪辩证法思维的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体系化哲学模式，在他看来，体系化对哲学理论来说是完全不可取的。且不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摆脱了体系化这一点很难令人信服，单就否定体系化哲学而言，科尔也是错误的。阿多诺早就指出，“哲学思辨不可能脱离体系，它需要对体系保持必要的敬重，哲学之需要体系是因为异于同一性和概念的事物是以体系的形式出现的”。
《理论的诞生》打着创新的旗号却退缩到唯心主义阵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主体的位置缺乏反思。人作为主体不是固定不变的意识载体，人的存在同万事万物一样是运动着的，人的主体性只能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条件下且从事必要的实践才能得以体现。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夸大了主体的认识功能，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那么，“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则在不自觉的二元对立基础上去肯定外部世界，二者都缺乏对人的位置问题进行反思，都忽略了统摄主体与客体的整体系统的存在，忽略了整体系统永无止境的动态性，及其对主体与客体的决定作用。
追寻主体的自然起源
艾德里安·约翰斯顿（Adrian Johnston）属于近年来法国哲学界引人注目的新生力量，他在2014年出版了《先验唯物主义探索：与当代思想者的对话》（Adventures in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m: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Thinkers）。在这本书中，约翰斯顿以“先验唯物主义”为名开始了一个思辨冒险的历程，为人们呈现出当今唯物主义的新探索。他既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又为自己的思想辅以生命科学和当代哲学的新成果。他试图建立一种新唯物主义：先验唯物主义，支撑这种先验唯物主义的建构枢纽是对主体的重新定位。约翰斯顿通过自己的著作表明，要在当代成为一个合格的唯物主义者，仅仅认识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等远远不够，还必须根据自然科学新成果重新理解人自身，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以往的唯物主义，否则可能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或者成为打着唯物主义旗号的唯心主义。在约翰斯顿看来，一个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自然主义意义上的主体是可能的，追溯人的自然起源并不会使人仅仅成为“自然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