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官场文化
官场哪是《纸牌屋》
不熟悉就容易将之神秘化
北青报：过去文化界的官员，像文艺理论家周扬，他在文化部时参与的工作就很深入，也很具体，但像茅盾这样的，就相对比较游离一些。这两种风格，您更喜欢哪种？
张颐武：这二者很不一样。像周扬，虽然是很好的文艺理论家，也是很好的翻译家，但他首先是个党的干部，是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但茅公基本上还是个作家，虽然文化部部长的官很大，但他基本上是举重若轻，参与大政方向的建议。从我个人来说，肯定做不到他们这样，这是性格使然，我就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人，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北青报：那为何还会想去挂职？
张颐武：这是几个方面的动力，我是民主党派，又是人大代表，在这些地方工作，接受到一些训练。所以，从多熟悉情况，能够更好地工作考虑，还是有需要的，需要做更多的了解，对个人的提高还是有帮助的，也会让我为社会更好地服务。又不是完全脱离我原来的工作。
北青报：您看过一些官场小说么，比如《苍黄》、《二号首长》？以您现在开始对官场的了解，怎么评价这些小说的写实度？
张颐武：我现在还不算了解，还在逐渐学习中。这些小说吧，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完成的，虽然肯定有它的价值，但把这些小说和中国现实社会运作联系起来，肯定不那么切实。往往你会把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神秘化，又会产生戏剧化。其实，机关生活和大学以及各个圈子的普通生活，也差不多，都面临要上升、进步发展的问题。官场小说和其他职场小说，差不多，所有描述某一个职业的小说或电视剧，真正在这个职业里的人，都会觉得很可笑，就像《纸牌屋》这样的电视剧一样，有点影子，但戏剧化了，多不现实。但这种可笑中，也会反映出社会公众对这一个职业的看法。
北青报：会把未来一年的挂职生活，写成一部官场小说么？
张颐武：我没有这个打算，我哪有这个能力呀。我在大学干那么多年，也没有写校园小说的冲动。但是这个历练，对我的研究工作肯定有帮助。我现在研究的领域，也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等等，正好和这个契合。
北青报：是否会感觉不同代际的人，做行政工作的风格，会有一些差异？
张颐武：我是60年生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70后、80后开始进入行政序列，陆续带来一些变化。越年轻的视野，其实越开阔，角度也会越丰富。但60年代的人，抗压能力和社会情怀，也会有些变化。每一代人都会有最长处，都会带到社会角色中。
谈自身定位
官场责任太大
还是喜欢当轻松的教授
北青报：文化局副局长、大学教授，这两种角色身份，更喜欢哪个？
张颐：老师，还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做行政工作，压力和责任非常大。我做老师压力也很大，有教学科研的责任。但很多行政部门，经常需要立即做出决断，这些决断对别人的生活会有影响。
北青报：会鼓励学生去考公务员，走仕途么？
张颐武：我应该还是鼓励的，当然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性情，如果兴趣就是想做学术，当然也好，但是如果性情合适做公务员，我还是鼓励他去。比如在私营部门和公务员中选择一个，我还是觉得为国服务，是件很光荣的事情，不是帮人赚钱，而是给一个更大的团体服务，还是很好的事情，包括个人的发展。虽然公务员前面可能熬得很辛苦，也可能不一定会有专业成就感，所以还要看个人的性情。但我觉得李光耀的理念很对，一个国家不能交给水平低的人，公务员一定要招精英，智力最高、品德最好，最好的团队应该进到这个队伍。
北青报：作为一个评论家，现在这样新的身份，再发表言论时是不是会有所顾忌？
张颐武：实际上，我原来发表言论，也是尽量负责地发言，现在也不会有不同。不会由于这个，言论的空间缩小了，说话变“紧张”。只是参与工作以后，对问题的想法会更深，考虑问题也会多一个角度。这个新角色就是一个方面，我还是一个教师，一个会对公众事务发言的学者。（记者 林艳 刘砥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