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兼问，如何修德尽责
《道德经》和《易经》这两部著作是我国国学经典著作，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结晶，也是人类的共同思考和共同认知，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指引人类精神发展的航标灯。这两部经典不仅都讲“德”，而且都讲“厚德”，绝非巧合。这不仅是先哲们的共同智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精华所在，更是人类不同优秀文化通透融汇的凝聚。崇尚厚德是全人类的价值观，伟大的文化是相融相通相承的。
《易经·坤（二）》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德经·五十五》中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厚德者方能载物，“物”是什么？“物”就是责任。“德”是承载责任的前提和保障。什么是厚德？《道德经·八》中明确讲到“上善若水”，水不计名利专往低处奔涌，不计宽窄专往需处浸润，水德乃上善厚德。今日为官之厚德就是《党章》总纲和第一章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德与厚德一字之差，差距巨大。为什么光讲德还不够，非要讲厚德？厚德是示范引领，先立厚德，才能大业立牢。只有将德修炼成厚德才能做大事做好事做成事。厚德是磐石高筑，先立厚德，才能抵防糖弹。没有厚德根本经不起“四个考验”，挡不住“四个危险”。厚德从何而来？靠内外兼问兼修。内外兼修以内修为主，外修为辅。
内问内修即边内问边内修，边问内心边修厚德。内问是问心内检，内修是对照自修。《易经·乾（一）》中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终日乾乾’，反复其道也。” 意思是说君子整天忧愁戒惧，夜晚也战战兢兢，反复检查自身的修德之行。又说“子曰：君子进德修业。”《易经》与孔子的关系十分密切，自然《易经》与《论语》在表述君子反省修德的的意境和状态是也是高度契合的。《易经·升（四十六）》中说“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讲的很清楚，厚德不是一步到位的，是日常里一点一滴修炼积累起来的，即所谓的蓄德养德修德积德。再具体一点说就是从内问内修中积累而来。内问内修就是内心边问边修，不断地发问和体认，不断地顿悟和漫升。《易经·蹇（三十九）》中说“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德不是外界的实物，是内心修炼修养之所得。“反身”就是反躬自省。怎么反躬自省？利欲熏心，催使你心荡神迷，此刻要你罢手，要你抽身，这可真是个吃苦的功夫。苦在哪里？心苦。心何苦？断割名利私心之茅根，拔除累恋骄惰之贪念，切心之苦，知易行难，苦难。修德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顺流；养道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下坠。
共产党人讲党性修养就是讲修德厚德，讲我们这个时代的修德厚德，其实践导向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问内修和外问外修就是具体的践行。内问内修就是党的十八大讲的“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习近平指出：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尽全责是天经地义，修厚德也是应尽的责任。修厚德不仅要吃苦，而且要时时处处自觉吃苦在前。同苦比同甘更重要，比民先苦，比民后乐这是共产党人的幸福观和人格境界。
修德内问内修有三种情况：一是悟高心自清。自觉意识强，自觉修德，自为快乐和必需；二是依靠外部环境的压力自检自渐修德；三是在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强制下不自觉不情愿地修德。上述三种情况下得出三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外问外修就是党的十八大讲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外问外修是必要的震慑、管束、监督、纠察。社会主体评价是问制的动力源。问制的背后是公众的期待。之所以要设问制，就是因为一个党一个政府对公众的期待不要说充耳不闻，装聋作哑是绝对不允许的，就连“打哈哈”、“穷对付”也是要给以严厉声讨的。按照人民的意愿守德守责，不要被权力的权威所迷惑，反观当初的掌权者后来的失德失责者“失空斩”的悲剧，会发现一种共同的情景，对权力具有的权威的迷恋成为诱引追逐权力的强大动力。权力具有权威性，但不同的权力权威的大小却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对权力的不同作正确区分的人也没有能力区分权威的差异，更没有能力确认权力与权威的差异。厚德的凝聚力是权力所不能企及的。守得住厚德才守得住尽责。内修与外压相结合。外压力要大于内修力。进行领导干部的门槛设计时，德的门槛要先于和高于才的门槛。
习近平正在2014年5月4日视察北大时告诫学生们：“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当官和发财本是互不相通的两条路。这是守德尽责的基本要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硬是打通了本不相通的两条路，结果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规律就是规律，“吉”从何来？顺乎规律；“凶”何而至？违背规律。人生要警在先，不要悔在后。挑战规律等于自酿人生悲剧。曾国藩说，做官以不要钱为本。受不得穷，立不得品。他也做到了。这是典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强势人格—“大丈夫”情怀。“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塑造了备受称道的为官楷模，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必须世代承下去，为育人修德发挥她无可替代的巨大正能量。
有官员以为为官守住“为人之德”就可以了，却淡忘了守住“为官之德”，这是“童名谦式悲剧”的最大教训。不作为既是失德也是失职。不作为同样要问德与问责同时追究。试图以为人之德代替为官之德而自保，不作为就是有失官德，没有责任担当就是没有官德。责任是为官的道德担当，尽责是为官的义务担当，官德是为官的良知担当。当然，为官之德以为人之德为基础，没有修得为人之德，不可能修得为官之德；而修得为人之德，不等于为官之德自然修得。为官之德是在修得为人之德后，继之苦修而积的。所以，为官之德高于为人之德难于为人之德，苦修为官之德其任重道远，为官自知。当官之后，为人之德依然要苦修苦练，这是修官德的基础，同时还要苦修苦练官德。简言之，为官就是要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这不仅是领导干部政治上的忠诚，也是人格上的忠诚。为官就是在这种内外兼问，修德尽责的历练中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身的价值；为官就是在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共历辉煌与沧桑。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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