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所展开的争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问题，被日益频繁和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胜而在西方却相继失败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上，它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 哲学方面，它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主张借助于现代西方的一些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去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倾向于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认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私货”，而且“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起着消极作用”，“极大地损害着进步的革命运动”。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错误和失误，它毕竟提出了或者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略或者偏离的问题，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试图引进20世纪西方的理论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并揭露和批评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弊端和缺陷。他们在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中推出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探索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料。所以，无论在性质还是作用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然而，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在我国学术界毕竟只占极少数，更多的意见则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用西方唯心主义去“结合”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属性视而不见或者估计不足，因而竭力主张把它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意见和观点，从 1988 年开始，在我国引发了一场历时多年、扩展到海峡对岸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论战。
在这场讨论和论战中，有一种意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行的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本国实际的结合。这种意见显然是把两种不同类型的“结合”混淆了起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导致的是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而现代西方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它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在我国则导致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基本理论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现代西方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潮，因此，彻底弄清楚它的性质，就必须分析它的哲学基础，厘清它同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联系。在这方面，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思想倾向中，各选一种作为重点来分析其哲学基础: 在人本主义思潮倾向中，选择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存在主义哲学》等著作中，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 在科学主义思想倾向中，则选择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著作中分析了它的哲学基础。
这里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例进行分析。萨特之所以要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另一方面，又把苏联的所作所为混同于马克思主义，从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排斥人、把人吞没在概念里，“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身之中，那么，它将变质为一种非人的人学”，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在凡是有人所在的地方到处去寻找人”的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存在主义的主观的、个人主义的方向，同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社会的方向，是相互冲突而不可调和的，所以，所谓用存在主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用存在主义去攻击和取代马克思主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