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与教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至整个国家时，就变成了一种“教”与“养”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问题是，普天之下都被“养”，那么是谁来“养”“普天之下”的呢？当然就是政府。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与“社会”就变成了一对“二人结构”，在中国，天下被称之为“家天下”，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对官员的评价是“爱民如子”。政府负责对社会进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会上众人都有所“养”的政府，一旦众人皆有所养，并且政府采取一些克制的态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社会便认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不会“作乱”，这样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进行教育，这也跟家长“管教”孩子一样，不是由孩子去自主“发展”，而是规定固定的模式让孩子去走，中国家长最担心孩子“动”，因为“动”和“乱”相联系，所以，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社会的“动”与“乱”，而这固然要通过“教”与“养”来实现。
中国社会的静态目标
综上，可以知道中国社会的运行目标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社会的运行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其它社会一般有一个动态的运行目标，例如日本，讲究的是太阳神的子民，要行其“国运”，所以造成了日本国民的国家紧张感，日本历来在追逐世界强国的脚步，害怕被其它国家所超越，再比如英国，强调其国家的运行目标就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称霸，成为“日不落”帝国。
而反观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很小的，无非一乱一治，当出现政府与社会相互所不能“养”的矛盾时，社会就趋于“乱”，而当政府和社会相互“交心”，相互能够“安身”和“安心”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大治”的局面。当有外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侵略发生的时候，例如日本侵华，才能调动整个中国人的趋同性，形成对外一致的局面，而事实上，中国内部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仍在发挥作用，熟悉中国的外国人会说，其实不只是有一个中国，在中国的内部还有许多个中国。例如甲午海战后，广州的南洋水师就去找日本人谈判，要求归还其战舰，理由是战争是北洋水师和日本人打的，与他们无关。再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圈子之间也是缺乏完全的独立性的，这与中国人的儿童化的相互依赖有关，总要通过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也没有哪一个军阀建“国”，而是非要相互剿灭，这也是中国人缺乏独立性和相互间的“铲平主义”倾向在作怪。
所以，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归结为一个目标，那就是：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
不乱，则不能动，不动，则社会不进步，所以，中国社会的目标是静态的，而这样的静态是由于中国人的人性设定和社会深层结构造成的。当年毛泽东为了打破中国这种千年静态，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由下级来反对上级，由社会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毛希望通过这样的社会活动，来打破中国的二人结构，觉醒中国人的个人意识，拉伸政府、社会的二元结构，通过串联的方式来打破狭碍的“圈子”。但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复杂性远超越了包括毛在内的所有人的预计，最终“文化大革命”导向了中国社会的人性危机，最后只好通过华国锋等人“拨乱反正”的方式，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深层结构上面来。
未来的中国，能否打破静态，走入新局，一要看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变革，最主要的，要看新的一代年轻人如何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