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缓解社会紧张的上策是福利建设。
社会福利具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重效益，福利建设有利于缓解社会紧张。
福利建设缓解社会紧张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提高穷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二是激发富人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增强执政的合法性。
从福利的经济效益讲，根据帕累托效率原则，只要福利再分配能使一部分的社会成员改善福利水平，而又不至于使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下降，这种再分配就是有效率的。社会福利不一定完全依赖资金，福利分为资金形式的福利和服务形式的福利。因此，不是只有钱多了或是发达地区才能建设福利社会，经济不太富裕，也可以发展福利服务，以服务为主，对社会管理更有效果，服务可以拉近人际关系，引导社会关爱，密切社会联系。
社会福利还有明显的文化效益，因为福利最容易体现爱心、同情心、慈善心、责任感和义务感，通过福利制度、福利行为可以非常明显地传递出这样的文化信号。
2.发展福利服务有利于增强社会团结度。
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失独老人问题等，使得社会服务面临空前的压力，迫切需要社会服务加快发展。我国福利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福利服务。福利服务可以让我们在物质福利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使社会的福利需求得到更加贴心的服务和有效的满足。发展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服务，坚持以服务福利化解中国老龄化危机将成为我国特色福利体系的最大亮点。社会服务体系需要以下四方面的创新。
创新之一：服务主体多元化。从服务主体来说，必须多元化，也即如何从原来政府这个单一主体转变为多元化主体。这个转变在根本上是源于客观需要的推动。就养老服务而言，单一的机构养老不可能满足需要，单一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而正在发展中的社区养老是适应我国社会转型期老龄化特点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它的服务主体必然是多元化的：一是家庭。二是社区。i是政府。四是非营利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志愿者队伍。
创新之二：服务内容多样化。社会服务是面向社会、面向全民的，而不同的社会成员对社会服务内容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因而，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要和弱势群体生活需要时，要体现福利性和公平性;在满足个人、家庭和特定群体的需要时，要体现自主性和自助性。与此同时，也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服务的商品属性，运用市场机制，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可通过福利性社会服务、邻里互助社区服务以及有偿社会服务构成多层次服务网络。
创新之三：资源供给多渠道多方式。坚持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等投资主体共同参与。除了政府向专业机构购买社会服务以外，要积极调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资源，动员家属、朋友、邻里以及各种志愿性组织积极参与，培育和发展社会服务的内生性、持续性支持网络。
创新之四：建立统一、合理、普惠的社会供给政策。从政策供给来说，应建立统一、合理、普惠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扩大社会组织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和幅度。而社会组织税收优惠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登记管理部门的积极推动，更需要财政、税收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社会服务体现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
3.加强福利治理增强社会认同度和信任度。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认同度反而降低;福利水平连年提高，社会满意度却在下降。这说明，福利本身也是需要治理的，要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持可持续性。福利治理在当前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增强公平性，解决碎片化的问题。如何在社会福利普遍性基础上扎实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整合和体系整合，促进社会福利事业更加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亟待锯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因此，我们提出了普遍福利的概念，应当从“大福利”出发探索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问题。这是因为社会福利最终要覆盖到所有社会成员;社会福利的内容不仅包含实物福利、货币福利，还应包括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的供给主体要多元化，采取多样化的福利供给方式。这些都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必然趋势。普遍福利作为基础性概念，从基本内容看，它强调公民基本福利需求的全面性，除就业、养老、医疗、救助外，还包含收入保障、教育福利、住房保障和社会服务等项目。福利的普遍整合包括福利管理机构整合、福利制度体系整合、福利政策体系整合、福利信息系统整合以及福利监管体系整合。形成一种普遍的而又是整合的福利体系是我国福利治理的目标。
福利治理，有助于守住底线，是源头治理的重点，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