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在研究社会的同时，自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与社会的不同方面实际上处于不同的价值关涉之中，由此，置身于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评价，得出不同的结论。
谢文郁：一些学者认为学术应该是客观、价值中立的，不涉及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否则研究就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学者总是在某种观念支配下处理文本；同时，他们的思想也是在文本阅读和制约中形成的。就这个互动过程的结果来看，两者逐渐契合。
欧阳康：我认为，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应该辩证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首先在于其研究对象的差异，因为自然无涉价值判断。马克思说：“我们不可能从对小麦的品尝中，来判定它是由封建社会的农奴生产的，还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生产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活本身就充满着价值的分化甚至冲突，因此对社会事实的认知也就难以实现价值中立。一个社会有不同的侧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即使对于持同一价值取向的不同的人来说，也会有价值大小和程度的不同。我们很难将其各种价值全面地展示出来。社会认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主客体自我相关”，指的是研究的主体和研究的客体自我相关，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自我相关”意味着，研究者在研究社会的同时，自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与社会的不同方面实际上处于不同的价值关涉之中，由此，置身于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会对其作出不同的评价，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同样是研究封建社会，你可以看到农民和地主在其中处于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即便是学者声称置身事外来研究它，依然存在一个“你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还是站在地主的角度来看”的立场问题。同样是研究商品经济社会，亚当·斯密研究的是这个社会如何能通过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他会强调资本家的作用，对他们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但马克思、恩格斯从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由于没有资产，而被奴役受剥削，成为雇佣工人，认为这个制度是应该被批判的和变革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会对学术与思想上的争论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张志强：即便对于那些以考据著称的研究也具有特定的思想倾向与价值取向。章学诚与戴震的论争，虽然是以文史校雠之学与经学考证学的名义出现，其背后则是关乎章学诚对经学考证学，特别是对戴震“礼学”社会政治构想的批判。章学诚提出的方志学，则是他对中央和地方制度建构关系的思考。可见，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问题去探寻对象并寻求答案，强调的是“对象决定方法”。
在当代学术界，存在一股以实证主义垄断学术研究的倾向，最终导致“方法的暴力掏空思想”。实际上，真正好的实证研究都是以严格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而那些为模型而模型的实证研究同空讲思想、空讲方法一样是空疏的。近来，中国哲学学科内部出现了哲学和哲学史两条路径之间的相互指摘。我认为，思想不仅来自于历史实践，而且从来都是一种构造历史的力量，真正的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应关注于思想如何构造历史，而不是仅仅关心观念自身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和哲学史之争正是由于忽略了思想和历史之间的真实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