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保持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但常常忽视了它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关键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弄清楚实现其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没有弄清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从分析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入手，以一个新的视角挖掘了它的源泉和实现路径，进而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整个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GDP 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劳动 比例分布
【中图分类号】F06115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11月5日，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曾明确指出，“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转方式、调结构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要转要调就要把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否则资源、资金、市场等各种关系都绷得很紧，就转不过来、调不过来。各级都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讲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何既要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又注重了结构优化、效益提升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引发了笔者的思考。
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及其源泉
要想保持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合理增长，首先要弄清楚它是如何计算的。目前，GDP的计算方法有三种: 生产法，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出入手，去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从而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即增加值=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单位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即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去向的一种方法，最终使用包括货物和服务的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内容。即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进口。①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虽然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的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偏差，但一定限度内的统计误差是允许出现的。而从目前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在这三种计算方法中多采用收入法。
那么，我们就重点来分析一下收入法。根据它的计算公式，GDP将主要来自于劳动者的工资、税收和企业利润。而这三项都离不开劳动的投入，劳动创造了价值，产生了工资和利润，税收则直接取自这两项。因此，可以说劳动投入是这三项或者说是整个GDP（其中，固定资产折旧所占比重较小）的源泉。于是，保证GDP的顺利实现，就必须先要保证劳动投入的顺畅运行。而决定劳动投入及其良好运行的条件有三个：质、量、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布。
首先是质，劳动投入的质简单说就是劳动生产率。有学者指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先天禀赋，但是遇到了诸如“荷兰病”一类的“资源诅咒”。资本作为一种可再生投入要素，长期为增长理论所青睐，但是，其报酬递减规律也否定了它作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的地位。劳动力的丰富虽然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过早发生，但是这种人口红利毕竟有限，随着人口转变也必然会消失。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持久不衰的源泉。②
其次是量，劳动投入的量也就是劳动者的数量。虽然经过研究，GDP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率的上涨，但反过来就业率的上升还是能够推动GDP的增长或平稳运行的。因为就业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进而导致消费增加，企业便有了生产的动力，利润也会增加。所以，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切实做好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就业是民生之本。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再就业工作。
第三是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布，它直接决定着社会各部门的按比例增长。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交换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的经济活动一般会形成许多劳动生产部门，它们彼此不同但又需要相互之间交换产品，而每一个劳动生产部门总会依据社会劳动分工和交换规律在全部劳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③这个规律揭示出，如果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在社会全部劳动中所处的比例关系能够与一定时期内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那么这些行业、部门之间相互的产品和劳动交换就可以比较顺利而没有什么阻碍地进行，从而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稳定；如果上述比例关系被破坏，社会各部门无法实现按比例增长，那么它们之间的产品和劳动交换就不能够顺利地进行，从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动荡或遇到一定挫折，更严重的则会直接引发灾难性的危机。
如何保证国内生产总值的顺利实现
由以上分析可知，保证GDP的顺利实现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包括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布。以往由于过度使用廉价劳动力和依赖政府投资推动经济规模增长，忽视了劳动力生产技能和知识水平的培养，导致经济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繁荣和发展，却没有能够同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来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将显著减少，而劳动力价格近些年来也在不断上涨。因此，中国将不得不面对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和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双重负面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要进一步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不断提升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原有的政绩思维下，一些官员的精力过于投入到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发展立竿见影的项目，比如房地产业、煤炭等重型工业。这些行业都轻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重视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对实现GDP的良性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所以，经济结构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前面讲的第三个方面，即如何确定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对此，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提示我们：“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④由此不难得出推论，可以通过观察社会上不同产品在彼此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交换价值和它们最终市场价格之间有多大的吻合或背离，以此来判断其背后所反映的不同社会劳动之间的分布比例是不是已经失衡或者失衡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其最终的市场价格之间基本吻合并完成了交换，就可以基本判断出这个社会能够比较平稳地发展，即使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也不太可能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反之，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有影响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都出现了其最终的市场价格大大超出了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该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即使该经济体当时的增长速度并不快，我们也有理由判定由于其中不同社会劳动之间的分布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它出现剧烈震荡以至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那么，又该如何来确定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吻合或背离呢？首先，交换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或关系。它主要由物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所决定。而市场价格是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往往会受到商品在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商品持有者在市场上所具有地位的影响。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交换普遍发展的条件下，交换价值越来越反映出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博弈，是一种均衡的结果。它逐渐地趋向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于是，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衡量它们之间是否吻合或背离，主要就是一个利润率的问题—平均利润率与超额利润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本竞争导致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则是这种竞争的主要方式。由于每个部门的资本都力图去追逐较高的利润率，就会把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这样一来，原本利润率较高的部门由于资本大量流入、生产规模扩大和产品供给增加，会出现商品价格下降和利润率降低的状况；而本来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则由于资本大量流出，生产规模缩小和产品供给减少，反而会出现商品价格的上升和利润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当各个行业、部门都基本上按照所取得的平均利润去完成交换时，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就容易相吻合；相反，当某些行业或部门所取得的利润大大超过全社会的平均利润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就会出现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一定的背离，甚至是严重背离。例如，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在与其他行业进行劳动交换关系时，该行业所获取的交换价值远远超出了它所应该获得的市场价格，与其他行业间的劳动分布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打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一些行业背后利益集团对超额利润的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