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进行保护及补贴，对维持经济稳定没有帮助，反而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
记者：几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开始转型。为什么我国转型的结果是稳定持续高速的增长，而其他一些国家的转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危机不断？
林毅夫：差异的根源在于转型战略。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依据“华盛顿共识”，要把各种政府干预和补贴一次性消除。这种转型战略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干预和补贴内生于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大企业。如果一次性取消干预和补贴，大企业就没有办法生存，导致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此外，那些资本密集的大企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是国防安全所必需的。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或国防安全，在取消原来的扭曲后，又要引入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甚至导致数额更大的补贴。这使得前苏联、东欧和其他根据“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国家在经济绩效方面比改革前还差。
中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战略，具体做法是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性改革。中国为了维持稳定，继续给原有产业提供保护和补贴，同时放开在传统战略下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因势利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较差。当时的做法是发展经济特区和各种工业园区，在这些区域一方面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实施一站式服务。在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要素的生产成本低，而且交易成本低，有利于降低产品的总成本，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此外，当时中国是内向程度非常高的经济，为了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积极招商引资，把很多企业吸引到中国大陆，从而拥有了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记者：为何在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同时还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
林毅夫：这些问题有的与双轨制渐进转型有关，有的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双轨制转型虽能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但代价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比如金融体系较多服务于大型企业，农户以及小微企业融资难、发展慢。大型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较低，相当于得到了补贴。除了上述金融结构问题，资源税费偏低以及垄断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相伴而生的经济租金也会导致腐败的出现。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是低收入国家，当时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些扭曲所形成的保护及补贴是必需的； 目前我国是中等收入国家，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如果再进行保护及补贴，对维持经济稳定没有帮助，反而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的就是要消除各种扭曲，取消保护及补贴。改革落实后，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环境问题主要与发展阶段有关。在以农业和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低，通常环境比较好。但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高，环境会较差。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环境问题相信会得到改善。
只要有“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中国未来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奇迹”可否再续？
林毅夫：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我国是否仍具后发优势。衡量后发优势最好的指标，是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少，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于平均劳动力水平，后者则反映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
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为美国的21%。根据日本、新加坡、韩国在同一水平的发展经验判断，中国从2008年开始仍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的发挥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即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也要有“有为的政府”，即解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伴随而至的协调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主张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奠定了理论基础。我想，中国未来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林毅夫、蔡窻、李周著，格致出版社等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