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努力与困惑
弗雷德里克森其社会公平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行政过程中，其认为行政改革应以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为基准，而非为实现少数人利益而进行变革。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所谓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并非如其倡导者所宣扬的那般，其所提倡的合同外包和精简机构的举措并不能减少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提高效率，反腐败的功用也并不明显，这种改革最终仍然满足的是少数精英团体的利益而非社会大众的广泛需求，因而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仍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此外，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出的政府企业化发展模式其实并不适合推广运用在行政公共领域，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和作为私营部门的企业其在价值追求上是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在分配政策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在实际的发展中，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重效率、轻公平的误区。而这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治理上便是政府盲目地追求政策实施的效益和效率。政府在进行管理改革之时，为了更加追求效率，往往将许多公共事务外包给私人组织，逐步将公共服务市场化，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似解决了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又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分化和不公，政府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因此当前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应该是以公平作为目标和动力，而非一味追求效率，这样才能够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建设以及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弗雷德里克森的思想对于今天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1978年的行政改革其本质是对之前社会过度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的一种矫正，在改革之初，这种方针政策在经济、行政等各个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迅速推进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种成功也使得我国之后的几次行政体制改革都将提高效率作为目标，而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几乎所有的行政体制改革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过度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一种畸形状态，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由此也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没有尽力，但仍然存在较多困惑，这主要是由现实生活中公共行政理论不足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的。我国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缺乏从行政哲学的角度思考，这也是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切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导致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因而对于行政体制的理论研究，也主要是关注如何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忽略了对公共行政管理本身公共性的关注。而一种真正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公共行政理论，其必须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重新开始对公共行政进行研究，许多公共行政研究者的研究理论都具有一定的闪光点，但中国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却始终存在一个缺陷，即对公共行政实践如何保证其公共性和公平性的研究不足，这也使得许多公共行政的研究只存在于理论层面，而与现实脱节。而且目前，我国公共行政研究者整体上缺乏反思和批判精神，因而也缺少不同观点的交锋和对话，这也不利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多元发展和进步。大多数学者只是局限于自己的理论研究，很难真正思考其研究是否真的对中国的公共行政能够产生实践上的影响。
这些行政体制改革中所呈现的缺陷和不足警示我们，当前的公共行政研究需要具备哲学精神，通过新的精神层次的反思，来认识当下行政体制的不足，并进行新的构建，这样才能做到将精神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实现政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的启示
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思想最重要的是社会公平，在执行公共行政政策时就要与平等、公平、正义等相关联，其价值取向是我国公共行政的理性选择。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取得惊人的发展，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世界不同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撞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风行，社会价值观出现扭曲变形，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共管理。
我国公共管理在发展过程中，与之同行的是政府对效率最大化和市场化取向的追求，种种不利于公共行政的观念，最终导致政府的行政能力下降，官员对名利的追求，势必影响政府组织运营的效率。其次，过度的市场化歪曲了公共政策，导致公共政策成为上层人士的特权，这完全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形期，公共行政的执行和公共价值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公共价值的目标和取向受法律环境、公民的认同度等的影响，与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对我国公共价值的寻求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价值的标尺。弗雷德里克森追求公平至上的公共行政价值观，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而不是经济发展和高效率。这对于我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有重大启示，我们不应把追求GDP作为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只有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公平的实现程度，才能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满足广大民众的意愿。因此，要增强我国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必须改变过去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价值观，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工作的首位。
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我国政府官员的选拔是以道德修养和政治觉悟为标准的，不似西方的政治中立原则，我国积极弘扬为人民服务思想，时刻提醒广大官员不断自我检查与反省，谨记人民公仆的意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服务领域也朝着市场化发展，不可避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平随之而来。弗雷德里克森追求的社会公平观点启发我们，作为公共行政管理和执行者，要打破官本位思想，不仅要具备较高的职业技能，更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把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运用到实践中。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上，要通过岗位轮换、竞争上岗等方式，形成一种可上可下、进出有序的体制。
合理分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从实际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出发，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进而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不仅仅是财富上的公平，还涉及到公民的政治、社会、文化、医疗、司法等各个领域的公平。因此，公共行政管理者必须从整个社会大环境出发，积极营造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公平正义，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权利。弗雷德里克森的新公共行政思想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拓了新思路，对我国政府的改革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启示。
总之，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思想处处彰显着人文情怀，他企图通过纠正和完善传统公共行政思想，来保证公共行政的本质—“公共性”，并对公共行政不断反思，最终将社会公平从理论上升到实践，对社会改革和发展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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