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呈现出较多差别。从对人的依赖关系时代，即人类社会创始阶段的朴素正义理念指导下合理利用；到对物的依赖关系时代，人类在形式上摆脱了奴役和压迫，但此时会因为整个社会处于资本的统治时代，任何人都会因此受到客观上的物的奴役，无法自由地发展自己，此时，人被物化；当人类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就实现了全面自由发展，人摆脱人和物的束缚，真正实现自由，此时人与物的关系是和谐共生。
马克思指出，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必须要靠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来实现。但是，分配生产资料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事实上，把个人当作工具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工作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因为这种做法并未使人民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种依赖关系。马克思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束缚，因此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人对物依附关系生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人对物质的依附关系的生成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说是必然的，那么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一阶段是否可以避免？一些学者认为，人对物的依附关系是纯粹偶然的。因为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并未经历人对物的依附时代，而直接步入发展人的全面自由的时代，可以得知人类世界并不是一定会按照马克思所预料的三个阶段来发展。
这种观点实际上误解了马克思的论断，马克思虽然指出人类社会在总体上会遵循上述三阶段形式的发展道路，但是并未否认某些国家具有特殊性，可能会直接从对人的依赖关系直接转入到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因此，某些特殊情况的存在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总体上会呈现出上述变化规律，但是也可能因为某些特殊情况而在大趋势内部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就是人对物的依附关系生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一些顽固的学究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还庸俗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坚持认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彻底决定作用，而看不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动功能。⑤这部分理论家和革命者最终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曾深刻指出：“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⑥在中国，这种思想使得某些当初站在时代最前列的革命者保守退化，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在60年代由于受到反革命集团的鼓动和蒙蔽，人们相信中国完全可以不顾阶段不顾现实国情以实现超越式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毕竟还未达到摆脱商品经济的阶段，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不可能完全得到解脱，这时候取消商品经济只会挫伤劳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在这段艰苦的探索过程当中，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反思教训，就是太过相信人的主观力量，忽视社会发展规律。后来，邓小平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方针，逐渐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中国欣欣向荣。
超脱人对物依附关系的可能性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事业出现重大挫折。福山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世界将呈现单一的发展趋势。人类难道真的难逃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而必然永久的遭受物的奴役？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尤其是那些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遇上更多的波折。但是，一时一地的挫折并不代表事物将永久的停滞甚至倒退。事实上，情势的发展远远没有那么悲观，经过邓小平等伟大的改革家的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如何实现超脱人对物的依附关系，都成为当下的重大难题。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韬教授曾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多种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遵循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才能获得继续发展。⑦还有部分学者，重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进行反思，指出社会主义可能是过早的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来到了中国。这部分学者总结了陈独秀的观点，十分赞同陈独秀所指出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中国的生产力尚未发展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因此急切发展社会主义是错误的。这一观点从根本上讲，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属于教条主义，前文已经引述毛泽东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批判。这一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却帮助人们矫正了那种过“左”的风潮，过度相信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完全左右上层建的选取，殊不知过度拔高生产关系和现实中的拔苗助长毫无区别，都将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在当今物质财富尚远逊于西方先进国家水平的前提下，国家制度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马克思指出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于经济基础的理论尤其具有指导性，包括西方社会具有攻击性的学者们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存在一定的意义，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不可能在长期内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里的不适应包括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上层建筑过于落后，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是上层建筑过度超前，拔苗助长式地通过“理性”助推社会发展。这两种可能都是十分危险的。第一种往往会酿成革命的惨祸，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的各种共产主义试验，中国社会的文化大革命，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一般不会引起社会的流血冲突，而只会在社会建设等内在方面发生量变，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贪污腐败泛滥等。人们对第一种危险的认识比较充分，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过较多的经验教训。但是对于第二种危险，还远远未能认识到其危害性。确实，人们需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更好的发展自己，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但是，自由本身并非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当是一方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对规律的认识。因此，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并不是无限度的，而是要遵从一定的规律。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如果破坏这种规律，必然导致自然界的惩罚。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应当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的，这既体现了人对物的依赖性，又体现了人对规律的认识的加强和改造能力的增强。
那么，怎样才能超脱人对物的依附关系，实现人类的普遍自由？其实，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和谐发展之路。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走到和谐的道路上，关键在于协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因为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指出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改变，需要尽快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⑧具体到当下，就是要充分利用好各种资源，发展经济，以改变经济基础长期落后于上层建筑的现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革那些不适应社会需要的管理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得经济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变更形式上优越而实质上难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难以维持社会和谐和多样性的体制，是摆脱对物的依赖性的有效路径。
结语
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历程当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会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然而各个国家是否必然都会经历马克思文本中的三个阶段，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致还是遵循马克思理论的论断。中国社会具有较强的特殊性，直接从“对人的依赖关系”时代转入了“人的全面自由”时代，上层建筑大大超前于经济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上层建筑不能在长期内和经济基础不一致，违背这一规律必然会产生某种不适应，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表现的尤其明显。这就要求国家发展经济的同时，同时在具体制度上改良体制构造，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和谐。当然，由于人们的认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个中出现一些错误是正常的，不能因此而否认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否定中有所肯定，在变革中不忘本色。
（作者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理工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项目“依托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SD19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5页。
②《孟子·梁惠王上》
③《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5～12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109页。
⑤朱文华：《陈独秀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
⑦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第25～3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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