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后来苏联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是对列宁主义原则的背离，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并不相符。还有学者认为，经斯大林解释、加工和过滤的马列主义有许多变了味的东西，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大理论：一是社会主义的“超阶段”论，一是庸俗社会学理论。前者是俄国民粹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在长期传播中被庸俗论者歪曲的产物。这两种理论和思潮有着共同的社会阶级基础，二者汇流一起，牢固结合，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极左政治思潮，它们滥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以革命的面貌出现，不易被人识破；它们以极大的破坏力，从根本上冲击着苏联的革命和建设，造成极端严重后果，最后导致苏联剧变、苏共瓦解。
从内容上来说，斯大林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理论主张与实践活动主要体现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和加速工业化，而斯大林模式是这一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十月革命后，欧洲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俄面临着在一国内展开复杂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列宁逝世后，围绕一国内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肯定了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和免除旧制度的恢复是完全可能的。学者们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极大鼓舞了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而且也是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的合理逻辑延伸。 但还有学者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中所运用的“因为我们需要建成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证逻辑“显然有违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有机结合的要求，失之于政治理论实用化的偏颇”。
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威胁，为了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选择了依靠内部积累的高速工业化道路，并且为了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停止了新经济政策转而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其基本标准就是工业化的完成。由于苏联工业化不止牵涉到一个热点问题，还涉及到农业集体化、计划经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和工业与苏联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因此，对苏联工业化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一方面，苏联工业化所取得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工业化使苏联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并且保证了二战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偏向重工业发展和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问题，从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些学者据此完全否定了苏联工业化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认为有人“吹嘘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缪之千里了”。
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教训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后来的领导人都没能成功对苏联进行改革，在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越来越脱离国情，没有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戈尔巴乔夫由改革转到改向，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终止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进程。学界对于失败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总结：
第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都犯了超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例如，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提出要在二十年之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虽然勃烈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论承认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但是在实践中没有摆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
第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没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时代背景、基本国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斯大林模式就逐渐出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这就要求适时进行改革。赫鲁晓夫虽然开启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先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特征；此外，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没有客观分析斯大林现象的主客观原因，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不但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则从反对斯大林本人起，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历史，这直接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的中断。
第三，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勃烈日涅夫执政初期，纠正了赫鲁晓夫的政策随意性造成的混乱，在宏观上采取了稳定措施，这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需要。但是对于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勃烈日涅夫并没有进行改革，社会稳定逐渐走向停滞。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初期经济改革不力的情况下，急速进行政治改革，大搞“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变为改向，苏联在短短几年时间后改旗易帜。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本国化必须要坚持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具体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决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是自我毁灭。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以伯恩施坦思想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变种，从根本上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且直接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的中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注释】
①②徐作辉，胡延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2期。
③④⑥⑦任晓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早期进程及其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⑤王浩斌：“试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兵团教育学院院报》，2011年第4期。
⑧赵明义主编：《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第111～123页。
⑨杨奎松：“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
⑩张万杰：“斯大林思想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学术论坛》，2012年第8期。
参见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马龙闪：“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和庸俗社会学分析”，《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徐之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中的加速阶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次转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0期。
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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