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与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文章以重要历史人物为线索，对国内学者关于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在推动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苏联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这一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来看，既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结合的成功经验，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忽略本国国情，或者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深刻教训。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与进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主要历史人物为线索对国内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状况介绍如下。
普列汉诺夫
国内学者对普列汉诺夫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作用给予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普列汉诺夫针对当时俄国盛行的民粹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一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初步尝试。19世纪末，俄国民粹派放弃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不相容，企望沙皇政府能够通过改良政策来保护人民的生产，以此避免俄国走上痛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之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民粹派幼稚的观点，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俄国问题的范例；此外，普列汉诺夫还首次明确提出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指出在俄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不同。①但是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是指其提出的“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主要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没能解决在俄国这一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的较为落后国家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②“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的核心论点实际上是对恩格斯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跋》的引申，并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最初尝试是失败的，没有建立起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③
列宁
列宁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理论与实践内容非常丰富。有学者认为，与普列汉诺夫相比，列宁围绕着“要不要革命和如何革命”这一根本性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创新的切入点。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俄国作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符合马恩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设想。在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和俄国国情进行科学分析与阐释的基础上，列宁回答并解决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模式—俄国模式”。⑤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诠释在主要表现为列宁的政党思想、“一国胜利论”，对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的创新理解。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作用进行了全新理解，不仅重视政党的教育和组织作用，更重视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特殊的社会和革命条件结合的产物。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和俄国国情的分析，突破了马、恩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论”，提出“一国胜利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处于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状态，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俄国处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具有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条件。
列宁超越了普列汉诺夫的“二次革命论”的限制，创造性理解了落后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把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置于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论的背景下，提出俄国无产阶级将在革命胜利后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了关于俄国生产力落后的担忧。
列宁对无产阶级和民主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把资产阶级和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民主革命，因此列宁创造性地提出这一路径只能是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的这一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既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同时又把二者历史地联系在了一起，内在地契合了俄国社会发展。”⑥
从上述可以看出，十月革命前列宁践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际上回答了在时代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落后的俄国到底要不要革命和如何革命的问题。有学者在基本肯定这一时期列宁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同时，也认为其存在一定的失误和教训：早期的教训是没有意识到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产物，客观进程与主观认识相分离，把在自身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理论上升到一般理论的高度。这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导致唯苏联道路为准，而且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固守原有观点，不思变。⑦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相结合的主要典范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和迂回过渡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仍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落后国家，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建立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不同。学者普遍认为，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逐渐放弃直接过渡的思想转向迂回过渡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设想框架的突破。有学者对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直接过渡的失误、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介途径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并得出结论：列宁从“直接过渡”思想转为“间接过渡”，在实践上让一度面临危机的苏维埃政权转危为安，为现实社会主义各国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规律性实验，即“经济文化愈落后，过渡时期就会愈长，切不可犯革命急性病”。⑧十月革命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践行实际上回答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但是他相信可以人为地创造先进的生产关系，进而改造提升落后的生产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基于这一认识，列宁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了革命和暴力的作用，这对以后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产生了消极影响。⑨
斯大林
学界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评价存有较大争议。一些人主张一分为二地辩证地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认为创新与扭曲并存。斯大林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苏联具体国情的相结合中，坚持、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也有重要成就。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时回应了当时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无论是非功过，它的确大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并在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⑩当然，斯大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犯有教条化和错误估计苏联国情的失误：例如斯大林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理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僵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斯大林没有认识到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应对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反而一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完全相适应的，无需改革，这进一步导致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