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走向与发展
政府干预方面。一是要完善劳动基准法律制度体系。首先，要填补立法上的空白，完善劳动基准法律体系。当前劳动基准制度中，对于劳动定员定额、劳动福利及心理职业安全等法律缺失，这三方面需要完善。对于劳动定员定额基准，可以建立企业定员定额标准由现在的行业管理专向法律管理，考虑到各行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可以在社会保障与劳动主管部门的主持下，由行政主管部门、行业与企业共同参与制定相关标准。对于劳动福利问题，也应该在法律中规定劳动福利的底线条款，制止当前企业将福利问题转化为工资，以薪资方式来支付。此外，在国有大型企业、垄断性行业中要制定福利封顶制度，有效调节社会分配中的贫富差距。对于心理职业安全问题，要加强立法规范，将劳动者心理安全纳入到职业卫生安全制度中，确定用人单位对缓解劳动者心理压力、进行心理疏导的义务，并确定具体的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相关标准。
其次，要强化劳动监察职能，加大劳动基准的执行力。劳动基准的作用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利益，实际上就是法律上的最低利益，如果不能严格执行，无疑对劳动者的影响是较大的。因此，应当加大监察力度，转变当前被动监察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改变当前的教育处罚方式，应加大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还需要将劳动监察制度与工会监督结合起来。
二是需要完善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控制度。首先，要将提供民生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将宏观调控的目标从促进经济增长转移到促进民生改善上来是当下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要将劳动者民生问题视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问题，政府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加大相应的投入，尤其是一些弱势行业的劳动者民生问题。
其次，要为民营企业促进就业、减少用工成本创造条件。我国当前的民营企业吸纳了近70%的劳动者就业，在用工成本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压力较大。政府应该运用财政、税收、金融、反垄断等宏观手段，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民营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减少用工成本创造条件。
再次，要加大农民工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低，与城市社区的距离越大，其劳动关系的协调就会越难。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还受到了很多体制与制度的制约，诸如受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因素影响，使得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成为和谐劳动关系中不稳定因素。①因此，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大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大相关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力度，实现与城市劳动者均等化水平，诸如继续改革户籍制，加大农民工迁徙自由，建立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城市廉租房服务，解决好其子女入学问题等等。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方面。其一，在实践中扩大集体劳动合同的覆盖面及其内容。当前的集体劳动合同主要是集中在基层，区域性、行业性的试点运行，在继续完善这种运行体制下，总结相关的经验，将集体合同的覆盖面从当前的试点地区扩大到一些没有工会组织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或整个行业，将其区域范围从当前的基层扩大到县级以上区域。此外，还需要继续改革集体合同制度，扩大集体合同内容的范围。当然，在劳动合同中，薪资是重点问题，但集体谈判并不能局限于工资，包括劳动福利、工作条件、劳动保险、工资环境、合同终止条件等，都应该纳入到集体合同的范围之中，这样才能够扩大集体合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其二，完善集体谈判制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集体谈判的主体。当前我国的工会组织由于体制原因，还没有完全发挥劳动者的代表作用，主体培育的核心就是提高工会的谈判能力，加强工会的建设与代表性。尤其是要注重基层工会组织的建立，加快民营中小企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加强工会谈判及组织的技巧，发挥工会应有的作用。同时，对于资方也要健全相关组织，尤其是行业性、区域性的资方自治组织，加强这些资方代表组织与工商联、行业协会的合作，探索资方组织与工会组织在谈判中的合作、对话与沟通机制建设。另一方面，要将群体谈判纳入到集体谈判之中。在实践中，群体谈判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组织比较混乱，内容冲突较大，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减少群体谈判的生存空间，将群体谈判纳入到集体谈判机制中，将群体劳动关系纳入到集体劳动关系中，这就需要发挥工会、劳动者团体与劳动者维权组织的合作，建立统一的谈判规则，使两种谈判形式并轨运行。
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方面。将民事雇佣法律关系纳入到劳动法律关系之中。民事雇佣关系有一定的特殊之处，受雇者的地位比较弱势，但是雇主却不具有劳动法的用人单位资格，劳动法律关系难以调整。因此，应该将民事雇佣关系统一纳入到劳动法律关系之中，可以选择适用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并将其纳入到就业服务与劳动力管理范围中，这样就避免了立法、执法上的混乱与重复，也有利于保护受雇者的权益。
逐步废除与劳动合同法相互冲突的一些劳动应急措施。近些年，群体劳动关系频发，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针对群体性劳动关系作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应急规定。这些变通规定是为了应对群体劳动纠纷，是一种权益之计，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本身相冲突。从法律的统一性上看，这些是违法的，但是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对于其中的一些与法律法规冲突不大的，可以修改适用；对于一些与法律法规、劳动法律制度冲突加大的，为了法制的统一，应该废除、终止使用，逐步将群体劳动关系纳入到群体劳动关系中来。
（作者单位：山东管理学院；本文系山东省人文社科项目“转型期重大集体性劳动争议调解协调机制构建的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CZF08）
【注释】
①耿艳丽，李功田：“目前农民工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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