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关系在现代企业中是一种外部性的社会关系，其多维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多维的，是由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协调机制。文章从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政府干预、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的整体框架入手，分析了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不足，归结了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走向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 现状 发展
【中图分类号】DF479.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关系在现代企业中是一种外部性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主体虽然是企业与劳动者，但还会涉及到双方当事人之外的公共利益。劳动关系这种多维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多维的，是由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协调机制。
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基本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劳动关系的协调主体是多元的，多维度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也是多元的，主要机制有三种：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政府干预及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政府干预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单个劳动关系运行中，劳动者与企业是两方当事人，但两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个体劳动者难以与企业（雇主）相抗衡，在劳动关系的内容上也难以体现双方的完全意志，劳动者本身也难以获得公平待遇。这样，作为政府就会运用法律的手段，制定相应的劳动法律法规，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实行对单个劳动合同运行的干预，从而来限制企业（雇主）的契约自由，以此保证劳动者获得法律中规定的底线劳动利益；除了法律手段之外，政府还可以动用经济手段，比如宏观调控、财税手段等，为劳动者的就业与劳动关系运行提供制度上的环境保障。其中劳动法律中规定的基准利益是劳动者的底线利益，法律无法自动给劳动者提供上限利益，因此，当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的时候，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者提供最大利益。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著名的“诺斯悖论”给我们提供了警示，即政府在对劳动关系运行进行干预时，过少的干预与过大的干预都是不恰当的，干预过少可能会损害劳动者利益，干预过大会损害企业（雇主）利益，两者均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把握政府干预的度，是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关键。
政府干预、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如前所述，政府干预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均可能会出现失灵问题，按照现代劳动关系发展的要求，就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嵌入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联系政府干预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的纽带，这三者的关系，在劳动法中可以体现为劳动基准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劳动规章及纪律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几种制度是一种多层次的效力规范，共同构成劳动实体法中的企业（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其法律效力的等级来看，劳动基准制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效力高于集体劳动合同，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又高于劳动规章及纪律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的效力最低。这几种制度之间，其效力等级的大小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位阶效力，还包括补充性效力，即后位的制度是具体的，但后卫制度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前位制度可以提供原则上的约束效力。
在劳动法律制度中，劳动基准制度之所以居于最高地位，主要是其依赖于政府的公权力与宏观调控来运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及劳动规章与纪律制度主要是依赖于劳动者团体、工会来推动的。可见，在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中，双方当事人不再是劳动者个人与企业（雇主），而是劳动者的集体组织，主要是劳动者团体组织或工会，另一方面当事人为企业（雇主），工会或劳动者团体组织相比于个体劳动者来说，其力量更大，可以弥补单个劳动关系中个体劳动者的力量不足，还能够以集体的力量达成劳动基准制度中的劳动底线利益。但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中，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通过集体谈判或磋商，可能会出现罢工、停工等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在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积极的意义，但其这种优势的发挥必须要在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进行，要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否则集体谈判与磋商也难以见到实效。
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现状
从法律上看，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比较健全的，但从实际运作上看，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政府干预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劳动基准法律制度不完善，而且执行力度也不够。我国劳动基准法律规范分散存在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一些行政法规、规章之中，法律位阶不同、立法时间也不一，导致了法律之间的冲突较大；而且有些基准已经过时，有些基准规定的比较模糊，难以统一。此外，有些基准制度缺失，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之处。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基准的缺失导致有些基准难以实施，比如工资、工时基准是有法律规定，但却没有定员定额基准，导致了企业可以规避定员定额基准，劳动者加班超时的现象比较普遍。劳动基准执行力度不够，劳动监察制度流于形式，也是一大问题。在执法的力度上不够，导致了各种安全事故频发。
第二，宏观调控制度在民生领域有所缺失。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的失灵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应该是全面的，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还应该通过调控给劳动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比如失业率持续增加，中央财政的投入重视大项目、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而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就不能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在工资增长上也是如此，大型的、垄断性企业其劳动者工资增幅较大，各种隐形福利多，而中小企业职工工资增幅小，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问题。一是集体谈判的层次性比较低。当前的集体谈判与磋商基本上是限在企业层面，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均参与。近些年来，虽然区域性、行业性的集体谈判在增多，但大部分是集中在县级以下，对于一些没有工会组织的私人小企业来说，无法组织集体谈判，在广大农民工存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集体谈判也难以展开，因此，我国的集体谈判磋商机制，没有覆盖到全行业、全区域，层次性比较低，对劳动者集体合同的建立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二是集体谈判与群体谈判并存。所谓集体谈判是由工会、劳动者团体或行业组织的谈判对话制度，通过全国总工会自上而下推行开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事先与企业（雇主）进行沟通，谈判的过程比较有序，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群体谈判多是由劳动者与企业（雇主）进行直接对话，多是在突发性的情况下发生的，与企业事先没有沟通，谈判处于无序状态，劳动者的诉求难以达成，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是按照群体事件处理，对劳动者利益保障无法起到实质性作用。
三是参与谈判的主体不够成熟、谈判的内容不够全面。当前由于我国体制所限，企业中的工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会独立性不强，代表性不够，在谈判中工会所持立场容易受到质疑，而且很多企业除了正式职工之外，还有一些派遣制、合同制的劳动者，工会不能代表这些人的利益。在群体性谈判中，往往没有工会的参与，多是劳动者的临时组织，缺少谈判技巧，没有明确诉求，容易被资方所控制。
四是谈判程序不规范，集体合同的内容空洞。虽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均承认集体合同制度及订立方式、程序，但规定比较抽象、原则，虽然也有人保部颁布的《集体劳动合同规定》这样的细则规章，但对于集体合同谈判的程序并没有细化，这导致了谈判的成果—集体劳动合同内容空洞无物，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对工会提供的指导性合同的照抄照搬，不能体现出不同企业劳动者的不同诉求与利益，也难以反映不同工种、不同工作条件的不同情况，难以达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作用。
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问题。《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实施以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调整单个劳动关系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法只规定了劳动关系的一般化问题，对于特殊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规范。第二，只规定了正式的劳动者劳动关系，对兼职的劳动者、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缺乏相应的规范。第三，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解除等制度规定有些缺陷，尤其是终止条件更是缺失，反而强化了法定的解除权制度。第四，对一般的民事雇佣关系立法存在空白之处。对于没有纳入劳动法、公务员法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律制度中的劳动关系，比如临时工、兼职、实习生劳动、退休人员返聘等，这些内容不属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应该是民法调整的，但民法通则、合同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