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我觉得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地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产生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反而因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的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只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尝试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的滥用，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语言，有的来自于政治语言的污染，打个比方，严打、斗垮、斗、打假、扫盲，扫黄打非办公室、拳头产品、主打等等；还有军事语言的滥用和污染，比如进军海外、抢滩、胜利完成、抗震救灾、遗体告别仪式、统战工作、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有的来自于网络语言的污染，在座同学应该非常了解，比如屌丝、给力、白富美、高富帅、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你懂的、逆袭、基友，我们也经常用，坑爹、拼爹、尼玛、跪了、打酱油、碉堡、表叔、房妹、绿茶婊，也是醉了。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那么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情感问题。我当然和张老师都非常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过一句话，他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的说服他或者改变他。有一个人叫乔纳森·海特，他在一本书《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曝光反应，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为好的、坏的、喜欢、厌恶的，这种曝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过程只有200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1000毫秒。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想我为什么喜欢他。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是情感的马后炮，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处于这种直觉，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记得我7岁那年的一个夏天，突然工厂的喇嘛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报，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开始播发悼文。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也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需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急。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曝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交融，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如宋庆龄是慈祥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周恩来是敬爱的，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说到民主我们就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至于美国，说到美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加上邪恶的。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和制式，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如果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从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