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这里所谓的“民国”，大概只限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并不包括1949年之后港台地区和海外华人世界的学术；而所谓“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我想也只能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改革开放迄今，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否大大超越了民国学术，自有专业学者去考究评判，我没有发言权。而就人文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而言，是否可以说已然“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即便是1949年之前的民国时期呢？
如所周知，认为1949-197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近乎“一片荒芜”，大概并不过分。改革开放迄今三十余年，中国人文学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大陆学者所取得的成绩，在某些具体方面，的确已经超出了民国学者昔日在同一方面所作的贡献。前面提到那些重新评估民国学术的文章，有的就是于此立论。合乎事实之处，我们当然要予以肯定。学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后出转精，原本是应当如此的。不过，是不是中国人文学如今各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完全超过了民国的学术，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然而，这还不是我要探讨的重点。在我看来，即便19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较之民国学术，中国人文学当前仍然面临着一个根本的不足。
这个根本不足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中西学术之间严重的分裂。如果说民国学术最大的特点在于“融汇中西”，那么，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就主治“中学”和主治“西学”两方面的学者分别而言，一方面，是主治“中学”的学者西学素养不足。这种不足首先反映在西方语文能力的欠缺，无法直接进入西方学术的世界。即以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且目前居于“中学”一线地位的学者来说，较之民国时期的同行学者，西方语文能力也相对欠缺。另一方面，是主攻“西学”的学者大都“中学”素养欠缺。与民国时期同行学者相较，这些主攻西学的学者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和修养更是相去甚远。如此一来，当今个别治“中学”的学者固然可以在一些局部、具体的研究上比民国学者有所进步，但“学贯中西”的整体格局却不具备。而那些治西学的学者，西方语文的能力未见得超过民国学人，传统国学的修养经过长期反传统的洗礼，更几乎丧失殆尽。事实上，如果仔细检视一下目前那些试图重估民国学术的文章，我们就会看到，所有那些被强调超越了民国学术的特定方面，几乎无不局限于“传统”“中国”的文史哲领域，而且往往是局部的修正与推进，并没有整体性的典范转移，更缺乏那种深入西学但却是仅以西学为“参照”而非“标准”的博大精深之作。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恰恰可以说，即使在中国文史哲研究的领域，除个别杰出学者，整体而言，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还远未达到民国学术的水准。对于我的这一判断，如果将民国时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和当今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做一对照，读者或可认为所言不虚。
除非可以回到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体系，只要学术工作仍须在现有的学术分类体系之下进行，我们就仍得沿着民国学术开辟的道路前进。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的肇端，民国学术可以说为现代的中国学术奠定了楷式。不过，作为现代中国学术创制的典范，民国学术的意义还不在于新式学术分类系统的引进和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因为这是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的一个自然结果，无“理”可言，“势”之所趋而已。在我看来，假如民国学术至今仍然值得追慕，或者说需要在效法的基础上力求发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融汇中西”这一为学之方。这一点，在当今之世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此，撇开一些媒体、文化界和社会人士对于民国学术的夸大和神化不论，也暂且不谈推崇民国学术背后对于健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诉求——尽管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环境对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不可或缺，仅就学术本身来说，民国时期所建立的“融汇中西”这一为学之方，仍是当今中国学术的目标。数年前，我曾在“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总序”中说过：“依我之见，现代意义上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学术研究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宰制，一时间大师云集、硕儒辈出。而那些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一线人物，除了深入中国古典、旧学之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通他国语文，能够及时了解和吸收域外中国人文研究的动态与成果。”“如今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能否趋于正途、继往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看能否接得上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学统’”。在此，我仍愿重申此言。
总之，只有尽可能消解当今中国学术界仍普遍存在的中西分裂，治“中学”者尽可能充分了解和吸收“西学”，“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不再抱残守缺；治“西学”者尽可能补充“中学”学养，不再仅以西方学术的“传声筒”自限，中国的学术才有可能在接续民国学术的基础上超越民国学术。也正是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对于民国学术的追慕，才仍然是“理有固然”而值得肯定的。（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