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可以回到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体系，只要学术工作仍须在现有的学术分类体系之下进行，我们就仍得沿着民国学术开辟的道路前进。在我看来，假如民国学术至今仍然值得追慕，或者说需要在效法的基础上力求发扬，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融汇中西”这一为学之方。
大约在21世纪伊始，中国大陆似乎兴起了一股追慕民国学术的风气。这一风气最为首先和突出的反映，是出版界大量重印民国时期的著作，很多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等等，受到格外的关注。与此同时，作为民国学术的继续，目前活跃在台湾与香港的一线学者，其著作也纷纷在大陆出版。再加上文学界一些作家对民国学术人物的传记和演义，更是以通俗的方式将那些历史人物所代表的民国学术推向社会大众。一时间，民国学术无形中不仅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现代学术的典范，似乎更成为反显1949年到1980年代之间中国大陆学术贫瘠的一面镜子。
不过，最近似乎出现了一些试图重新评价民国学术的文章。如果说以往中国大陆推崇民国学术的文字对其未免有神化之嫌，那么，最近几篇重新评价的文章中，除了学者以较为客观的文字，指出民国学术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有的网络文字则对民国学术不乏整体否定之意，颇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气势。
对于以往神化民国学术的趋势，如今的重新检讨和反省有其必要。但如果说神化民国学术未免失真的话，过于矮化民国学术，试图整体否定民国学术的价值，也不免矫枉过正，同样距离事实的真相甚远。在此，我愿意以一名当今中国人文学术从事者的身份，谈一谈我个人对于民国学术的看法。
首先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我所要讨论的“学术”，并非狭义的与“思想”相对的那种“学术”，而是既包括对既有传统的研究（狭义的“学术”），也包括理论的创发与建构（狭义的“思想”）。因为，我历来认为那种“学术”与“思想”的区分，充其量是学问所展现的不同侧重，实际上根本无法一刀两断。即便是考据之学，也很难没有研究者的思想“前见”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渗透其间。同样，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思想”而非“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或故作“耸人听闻”之语，都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知识积累之上。在对相关领域既有的知识积累缺乏足够掌握且不愿了解的情况下，任何以“思想”自我标榜的“造论立说”，都不过是为学路上的懒惰和投机取巧，终究难逃“拾人牙慧”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实在是颠扑不破之言。
其次，对于“民国”的确切所指，目前几乎所有关于民国学术的文字似都未有明确界定。当然，1911-1949年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民国”。但1949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甚至今天，是否还存在“民国学术”？在迄今为止关于“民国学术”的讨论中，恐怕就未见得“百虑一致”了。政权转移因素姑且不论，如学术有其自身的连续性，那么，至少1949年离开大陆避地港台以及异国他乡的一批学者，显然属于“民国学术”的内在建构者。胡适、钱穆、林语堂、傅斯年等人不必说，即便稍晚而更多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著述高峰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也无法被简单归于“港台新儒家”，而仍是“民国学术”的组成部分。至于目前活跃在港台及海外、在中国人文学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恐怕仍然不能摆脱“民国学术”的谱系，至少可说是“民国学术”滋养之下的结果。不过，我这里对于“民国学术”的看法，仍以20世纪20-40年代这一最无歧义的“民国”所指为限。
在目前重新评价民国学术或试图破除民国学术神话的论述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民国学术“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持此论者虽未有详细论证，其理据不得而知，但仔细斟酌，此说恐见仁见智。首先，这里的“学术”显然是限于人文学尤其文史之学。无疑，清代文史之学尤其考证之学成就极大，但即便限于文史、考证之学，也很难说民国学术“远没有超越清朝”。例如，民国学者利用包括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结合传世文献，并吸收域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在文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单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就已突破了清代学者的藩篱。更为重要的是，将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相比，似乎多有“不类”。这里关键在于，民国学术根本是整个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的新生事物，其中不仅有文史哲这类可与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大部分内容大致衔接和比较的人文学，更有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下诸多无法或很难在传统中国学术中找到对应的崭新的学术门类。如果民国学术不能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排除在外，所谓清代学术远超民国学术，就根本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