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周刊：习近平同志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才能促使我们的制度更趋合理和完善？
陶文昭：制度建设要分清历史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要看到，中国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和复杂的。所谓多元的，即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学说。它们之间既是共存的，也是内在矛盾的。所谓复杂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既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不少负能量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封建专制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局限，有积极因素，也有不少消极因素。比如：官本位、特权思想、重农抑商、不患寡而患不均、忽视个人权利、推崇人治，等等。因此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有立场和分析，才能决定吸取什么、提倡什么、弘扬什么、发展什么。
我们的制度既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一种非约束性制度，当制度成熟并为全民认同时，它本身就已构成了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成为中华文化的崭新内涵。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的制度建设，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植根于中华文化，并不是要固守历史文化，而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要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勇气，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既是中华文化的品格，又同时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
理论周刊：在坚持和完善我们制度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这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在我国历史上，中华文明对外来先进文化持何种态度？从中可以得到哪些现实启示意义？
韩震：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但对外来文化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例如，佛教的传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的思想，中国的许多乐器、曲目都有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辉煌就是与中国的开放胸襟有关，凡文化开放的阶段都是盛世，凡闭关自守的阶段都必然走向衰败。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我们也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勇：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明的基本态度，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中华文明从来不会以种族、族群、政党、国家的原因排斥外来文明。中原文明吸纳周边诸夷文明重构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域内文明，即中华文明的历史。即便面对来自域外的印度佛教文明，中华文明也没有将其拒之门外，不予问津。经过长达八百年的冲突、相互吸纳，到了唐宋之际，中华文明不经意间重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从明代中晚期开始，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相信再有一两百年的时间，中华文明会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接纳、吸收，本土化、中国化。
理论周刊：从本质上看，文化具有创新和递进特点。文化在变，制度也在变。那么，在外来文明冲击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制度的本土化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
马勇：中华文明接纳印度佛教的历史非常值得重新研究，今天的中国制度文明，一方面要重回本土，寻找中国制度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放开历史的大视野，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纳一切外来的养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历来都有鲜明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同志主张“吸收和借鉴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习近平同志也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
辛鸣：海纳百川、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既是中华文化的品格，又同时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而愈加完善，也不仅体现在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践的高歌猛进而愈加充实，更体现在对思想文化与时俱进和海纳百川的汲取上。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化的“现在进行时”，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制度创新；通过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现代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大胆地“拿来”，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养料，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丰富补充我们的制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