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提供了可借鉴范式
如果从权威产生的来源和运作方式来看，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民主属于人民民主，以村支部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属于党内民主，所以，两委会关系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反映的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基层的互动方式。如果从理论应然层面的推导来看，基层党组织是由先进的共产党员组成的，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党内民主的先进性理应高于基层人民民主，对基层人民民主起示范、带头和引导作用，这不仅是出于保护党员权利与履行党的历史使命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体现人民利益的需要。可是在当前的乡村民主实践过程中，人民民主却因村民自治的推行走到了前面，而对党内民主的发展形成了倒逼效应，推动着党内民主的发展。实践中的问题由实践解决，村民自治中对党内民主的实践探索客观上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在更高层面的互动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
第一，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探索架构了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两个支撑点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村民自治是人民民主，村民自治的关键就是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途径去进行本村各项事务的治理，而实施这四个民主权利的组织载体——村民委员会必须是村民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所以，如果从村庄场域来看，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和民意基础要强于村领导“一把手”的村党组织书记。出于对切身利益考虑的广大村民也成为推动村民自治这一人民民主不断深入推进的重要动力。但是，村民在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又发现，村党组织才是村庄的领导核心，这就意味着村民切身利益的实现和维护还取决于作为村决策的宏观把握者和领导者的村党组织的民主实现情况，党的基层组织实际执掌着乡村治理的主导权力，所以不断被激起的民意迫切要求直接选举党的基层组织。但现行制度规定村党支部只能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为了解决这些困境，各地进行了创造性实践，从“两票制”、“一肩挑”到“一制三化”模式的创造，这些都是围绕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所展开的各种探索。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2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四个提倡”正是充分吸收了村民自治实践中探索的成果，将人民民主中产生的开放竞争机制引入基层党组织体系，及时地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建议，使党内基层民主和人民民主一样，被纳入到了整个基层民主的体系内。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内民主的深层次发展实际上是在村民自治中人民民主的推动下产生的。
第二，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探索证明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是能够做到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能否良性互动，当前大多数学者是从民主发展的动力、利益与使命等角度运用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结论，而村民自治的实践则为我们这一结论做了很好的注脚，即民主机制可以同时渗透到党内和人民之间。在当前村民自治中，无论是村党组织，还是村委会组织，必须同时接受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其组织之间以及党员代表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党组织自身也在这一民主潮流的推动下日益走向开放，即由过去在封闭组织体制内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模式转向日益面向广大群众的开放模式，党员干部的提拔需要广大群众的推荐，需要在村民中接受信任投票。同时，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组织的运转机制中，双方在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上也是联动的，其中，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更是为党的基层组织推行党务公开提供了法理性依据，这些都极大地加强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第三，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对新时期人民群众产生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新期盼的及时回应，有效地提升了党组织的权威，从而为更好地推进农村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内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基础力量，更是我们党主要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单位，党内民主建设直接影响基层群众自治进展”[3]。如果对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党组织改革创新不足导致的党内民主发育严重不足，使农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而后来在由中国亿万干部群众参加的伟大改革实践中涌现出的一批成功的做法，无一不是从提升党内民主或党组织的合法性着手的。例如青县村治模式就提供了一个“让基层党组织参与竞争，在竞争中表现他的先进性，用他的先进性来赢得老百姓的尊重，用他的先进性体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良好平台。”[4]试想，基层党组织如果不讲或不懂党内民主，怎么会主动支持和参与基层群众民主自治权利的实现呢？而没有党内民主的发展及其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基层民主体系又怎么得以完整而深入地推进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党的基层组织正是成功地顺应了当下村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政治需求，及时实行党务公开、推进党内民主；农村党员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上及时进行转换，党组织才更好地发挥了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领导力和推动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