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这种思维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什么启示？
王绍光：政道思维追求政治体制运行的目标，因此，首先我们需要想清楚治理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谈起它好像很清楚，实际上未必很清楚。在中国的政治思考方式里，经常会讲“名不正，则言不顺”，目标不明晰，思想就不统一，不管治理得多好，都会有人诟病，认为还可以有更好的途径去更好地治理。治理的最终、最高目的到底是什么，跟目标相关的其他问题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是需要中国思考的重大问题。
同时要考虑治道、治术的问题。如何改善政府形式并非完全不需要考虑，但还有其他很多具体问题更需要解决。1999年开始，我参与了一个跨国多学科背景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小组”研究，探讨国家制度建设包含哪些内容。结论认为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强制机制，该机制要对外能保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对内能维护社会的安定。二是汲取机制，政府财政如何从社会汲取一部分财富保障政府运作办大事。三是濡化机制，如何让所有人把国家的核心价值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如现在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该机制的成果。四是规管机制，中国现在大量的社会问题，如食品药品安全、金融股市内部交易，都与规管机制不到位有关，需要很长时间来建立。五是再分配机制，一方面解决人的卫生、教育等基本需求，另一方面要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六是认证机制，认证被认为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公民身份证号码、银行号码、社保卡、房屋产权、财产税收、车牌等，都与认证有关。七是统合能力，这与规管能力是相对的，规管是国家管社会，统合是国家管自己，即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中央和地方甚至到基层要变成统一的集体，要能对上下进行有效管理。八是表达和吸纳机制，这与民主参与有关，多元社会需要让所有利益群体都有一个制度化的表达渠道，然后把各种意见整合成公共政策。
国家治理如果缺乏这些制度建设就是空谈。回首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这些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地区差距的缩小是再分配机制的作用。但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如现在揭露的吃空饷、骗低保、富人买保障房等，都与认证能力欠缺有关。对以上八项机制进行完善和加强，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具体做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完善和加强这些机制的过程中，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会有新问题出现，因此要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现在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王绍光：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当年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地区差距，到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逐渐开始解决。全世界的实践表明，缩小地区差距是很困难的，但中国到2004年以后，地区差距已开始缩小，这是当时想象不到能够取得的成就。因此，再严重的问题，只要找对了根源，在政策导向和机制上入手，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以往的治理绩效是十分突出的。
同时，要看到问题是解决不完的，新形势会产生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关注政府怎么实现收入增加的问题，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收入占GDP很低，收入少，很多问题政府难解决。10年后，政府收入增加，就要研究怎么花钱，谁来负责任地花，如何在人们的监督下支出。
总的来说，我国的国家治理就是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总进程，明确治理目标，创新治理方法，不断调整完善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霍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