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体制最符合国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国家治理成绩的有效证明。但社会生产生活在转型中遇到不少问题，一些人不考虑治理大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您怎么看？
王绍光：很大程度上，这是思想懒惰引起的思维方式。他们所说体制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这是西方的政体思维模式，往往导致政体决定论。而实际上，任何体制下都有社会问题，地沟油是日本发明的，腐败问题在菲律宾、印度等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是监管机制不到位的原因，那就改善监管；腐败可能是会计制度、预算制度的问题，那就完善这些制度。
用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比方，故宫存在问题，是管理问题，难道只有拆故宫才能解决吗？“拆了故宫建白宫”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针对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或者将来还会不断出现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有问题就归咎于体制。
体制与社会问题，没有必然联系，推倒重来的思维方式是幼稚和懒惰的。在美国、欧洲的体制下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他们没有要推翻自己的体制。我们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根本方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也不能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老路，而应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最根本的特色、最根本的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如此，我们要坚持的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
王绍光：中国的制度最大优势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听起来这句话似乎没意义，但它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一套体制机制是通过多年磨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地广人多、情况复杂，也许我们的体制存在问题，但却是眼下解决中国问题比较适合的方式。现在有人主张引进欧美的治理方式，也有人主张用完全传统的儒家思维来治理，都是不现实的，不适合我国国情的。
更何况，西方体制就没有问题吗？美国现在也发现自己体制出现问题，美国学者福山最近出书就表达了对美国体制问题的担忧。实践中，效仿美国政体的利比里亚、菲律宾，都发展得不好。尤其是利比里亚长期笼罩在内战阴霾中，现在又遭受埃博拉病毒的肆虐，医疗卫生状况的局限使疫情长时间难以得到缓解。
政道思维对国家治理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西方的政体思维，那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如何的？两者有何异同？
王绍光：中西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是政体思维（the form of government），指政治体制或政府的形式。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再到现代，两千多年一脉相承，西方思想家一直试图从政体入手探求理想政治秩序，比如民主能不能使经济发展、遏制腐败等，把政体思维作为关键点。
而中国从来不是这样的思维，有一套自己的分析理路，即政道思维。政道，指治国理政之道。直到大约100年前，梁启超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1897年左右，他开始接触政体概念，并很快运用到政治分析中，但后来他发现运用政体思维方式思考现实政治难以行得通，最终转入政道思维。
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和“治之具”，我把两者简称为“治道”和“治术”，统称为政道。治道，指治国理念，是政治体制运作的最高目标。治术，指治国方式，包括政体。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讲治术，各有不同主张，但都不会把政府的形式当成关键问题来思考。中国的先哲很清楚，哪怕政体相同，都是君主制，治国理念和方式可以非常不一样，其后果自然会千差万别。只有政道思维方式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