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依靠法治，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在今日之中国，决不能忽视礼治
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而要使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仰、情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在今日之中国，同样决不能忽视礼治。《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因为礼伴随着人从胎儿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渗透或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习俗、普遍性的行为方式中，它可以起到像西方许多国家宗教力量、宗教信仰那样给人们以崇高理想和终极关怀的作用。同时，礼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与信仰走向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如果没有礼的制衡，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秦王朝统一全国后，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一味信赖严刑峻法，而“违礼义、弃伦理”，“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他认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要引导人们理性地认识与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群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人们思想、意志、行动的共识，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
现今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甚至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从古至今，礼随着时代和空间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记·曲礼》中说：“礼从宜，使从俗。”章太炎《检论·订礼俗》中说：“礼，时为大而地次之。”但礼作为责任伦理的体现者这一根本精神，在礼的沿革过程中应当说一直坚守着。
礼所凸显的责任伦理，一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二是对家庭的珍惜和尽责，三是对社会交往和各社会自组织的关心和担当，四是对国家及天下的守护和忠贞。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传统礼仪有不少部分过于繁琐，人们在实践中早已将它们简化，有不少规定造成一部分人片面屈从，也早已一一为人们所淘汰。这是因为礼一贯所强调的是人们相互的责任，“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才是礼的本质。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而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