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谋求建立法治国家之初，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不相容的而遭到否定
《礼运》为今本《礼记》的第九篇，论道了礼的起源、运行与作用。
礼治，被混同于旧礼教，在上世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应缺位
中国很早就已形成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三个层次的伦理性实体。家庭(包括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内)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细胞；广泛存在的社会自组织，包括家族、宗族、亲友、乡里、同窗、同门、同事等，经常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不仅为家庭的存在提供多方面的保障，而且构成了国家由此成立的基础；国家以王朝、皇室、宰辅、郡县为代表，它如果不能适应家庭和社会自组织的需求，就会被更迭。在中国，礼，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包括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等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各层面的伦理性实体稳定、有序地运行。
《礼记·礼运》从人这一生命体的根本特征论及人们在家庭、社会及国家等伦理性实体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绝不是随意为之,“必知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礼运》就此具体解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礼的作用，就是治人七情，修人十义，成人利，去人患。《礼运》还指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凭借礼，深藏于内心之中的美恶方才能够测度，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
于此可知，礼，不仅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更是各种社会自组织的自觉行为，是每个家庭的自觉行为，是伴随着每个人生命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行为。只要国家仍然存在，社会联系、社会自组织仍然存在，家庭仍然存在，人的身体与生命仍然存在，礼就不应缺位。《礼运》因此告诫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先去其礼。”《礼记·曲礼》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这都非耸人听闻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