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41年以来至今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这与它和实用主义之间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分不开。现实主义认为，作为国际政治主体的主权国家是理性、自利的行为者；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统治权威，因此国际关系的特征是竞争和冲突；为了确保根本利益，国家必须为争夺权力而争斗；权力在国际政治中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力或力量，国家必须持续地削弱对手的实力或阻止其力量的增长。对于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实用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想倾向反映在美国外交中，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言外之意，现实主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美国人，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士，他们注重经验、追逐财富、讲求实效。美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在哲学上表现为实用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福利至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表现为现实主义。”还有学者认为，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先辈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上述三种观点不同程度上都肯定了实用主义哲学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中可以推测出，在现实主义居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实用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实用主义还促进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利用、相互渗透与包容。正如有学者概括的那样，“冷战时期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总体胜利借助了一件自由主义的外衣。华盛顿试图用‘保卫自由世界’的口号来掩盖对个人的伤害及它同独裁政权的结盟。”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实践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以信念为出发点，勇于行动，大胆实践，注重经验，讲求实效，这些思想理念对美国外交战略行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以信念引导行动。就皮尔斯将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来说，它就是一种确定信念的方法，其具体内容是通过研究和探索，使人们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一般把它称为“怀疑—信念”的探索理论。詹姆士也强调说，“实用主义并不像有的人责备的那样，把目光只放在眼前直接实用的地方，而是同样关注世界最遥远的前景。 的确，美国从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从地区霸权走向争夺全球霸权是在坚定的信念引导下进行的。例如，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向国会致词中抛出了他称之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十四点”及由沃尔特·李普曼等人受豪斯上校委托草拟的“官方解释”，基本上概括了美国的战时外交方针以及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十四点”是在漂亮辞藻掩盖下的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宣言，它在美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公开表明美国将干预全世界事务的决心。
在政治现实中，实用主义不仅确定信念，而且服务于信念。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的武装力量或者我们的财富规模—它来自于我们的理想的力量：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无畏的希望。……这是林肯所理解的真理—实用主义必须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更高的目标。这是我们继承的遗产。而那最终是在我们的时代由人民管理的、为了人民的人民政府得以持久的缘由。”
第二，在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方面，受实用主义哲学讲求成效等理念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总是带有浓厚的功利性色彩，常常体现为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奥巴马总统本人及他的外交安全团队成员从不讳言这一战略的美国利益导向。在阐释美国制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机时，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持久利益要求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持久存在。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要待在这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追求，即使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政策也很难掩饰其功利主义的目的。
而由于受实用主义哲学注重经验的影响，美国出台的外交战略往往缺乏新意。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其最广大的范围里被美国的本土文化即经验文化所占据，并表达着这种文化。基辛格认为美国文化的这种经验主义传统导致实用主义盛行，“在一个以‘务实’特点自豪的社会里，……真正的创造精神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或者人们甚至也没有什么了解这种创造精神的机会。例如，奥巴马政府决策层受所谓“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国强必霸”等“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制定亚太战略、对华战略中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军事围堵，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