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当代美国的政治圈，那些能够左右美国内政外交大局的高层人士，如美国总统，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大都以实用主义者自居，虽然他们同时可能还有其他标签加身，如“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等等。在阿瑟·施莱辛格的《罗斯福时代》第1、2、3 卷中，以及在几乎每本关于罗斯福的书中，罗斯福都被说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⑥而在美国历史上最能激起美国人心底情感的总统之一—约翰·肯尼迪也被他的传记作家、幕僚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透露，他接受自己被归入“实用主义自由派”的说法。⑦同样，实用主义也作为一种值得褒奖的政治素养被赋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身上。2009年1月10日，在主持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命名航空母舰的庆典上，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赞美说，“作为总统，他作出了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努力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作用。为了领导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组合：活力与克制、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些品质在布什总统出色地应对冷战结束、德国统一以及数以百万计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的解放时表现得淋漓尽致。”⑧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概括的那样：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 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和进取心。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⑨。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大众务实传统的强化和对美国领导精英文化价值观的塑造、行为方式的引导是其影响美国外交的基本前提，因为“从一般原则上来看，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虽然作为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应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国家生存未受直接威胁时何谓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⑩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传统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行动、实践、成效等理念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传统的影响极为深刻。美国政治学者伯恩斯等人也承认：“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上。”通常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传统包括：美国例外论、孤立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实用主义哲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美国的上述四种外交政策思想传统各有不同的历史命运。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其影响力经久不衰。主要原因在于，它最易于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共同为美国谋取利益。美国例外论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的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有美国学者认为，“最强大但又最少理论性的传统是美国例外论。美国的两党成员以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取向都不断地假设：美国人是正确的，其他民族天生应追随美国的领导。”美国例外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往往导致这种现象：“在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分歧时，美国的习惯思维是要其他国家‘跟我走，帮我忙’，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困惑和难以接受。”
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传统以华盛顿发表《中立宣言》和《告别辞》为开端，到“1941年，尤其自1945年起，孤立主义本身在美国公众中已经明显成为少数人的观点，甚至几乎不存在，……”这一过程中，实用主义所发挥的主要是间接性的影响。美国的孤立主义概念是指：在西半球之外，美国力图避免承担日常的国际关系管理责任。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避免卷入联盟和政治责任。但是，人们可以注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实用主义在美国国内成为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时，美国的对外扩张从大陆走向海外，参与帝国主义角逐。以注重实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为依托，海外扩张行动使美国与孤立主义日渐疏远，直至使孤立主义变成“神话”。
美国外交的自由主义传统历史悠久，其影响力显而易见，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与实用主义的有效结合。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扎根起源于清教徒追求‘美国梦’，并没有受到欧洲自由主义遭遇的理论堵截和实践挫折。……美国自由主义的特色来自于在缺乏“旧制度”的历史背景下，用实用主义的精神改造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观点强调，“自由主义就是在实用主义‘树干’上开花结果，进而生成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原则。”上述观点是就政治自由主义而言，而就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分支—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与实用主义结合的动力丝毫不逊色。有专家指出，“在美国与西半球国家关系中，有一段时期里，华盛顿口头上讲政治自由和民主，而实际上是为了推进或保护市场和财产权，美国由此确保了相当大的经济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