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1907年，65岁的詹姆士从哈佛大学退休，为了最后和彻底回应那些纠缠了他很多年的指责，詹姆士决定在余生完成对实用主义进行更充分解释的工作，以便让他自己已经出版的东西更加具有逻辑完整性。詹姆士编纂了论文集《真理的意义》和演讲集《多元的宇宙》，他指望人们能够认为这些著作比他的其他著作更有学术性、更系统，但是，即便如此，这些著作也远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逻辑完整性”。这些著作直到1911年才出版，可那个时候，詹姆士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也许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詹姆士之所以保持了他的哲学的真实性，正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写出一种更学术、更系统的版本，否则，他会求助于抽象和逻辑上的精确，而过于抽象和逻辑上的过于精确，一直是詹姆士用毕生精力去批判的东西。
时至今日，在我们阅读詹姆士著作的时候，确实一方面觉得他的文献中有很多思想的火花，但是，如果再看看，难题就随着而来了。比如，当读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时，我们会觉得他对作为方法的实用主义和作为真理理论的实用主义的讨论很有意思，当读他的《彻底经验主义》时，会发现他对彻底的经验的讨论与现代西方某些哲学家（如柏格森）的讨论有可比性，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遇到了一个问题：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其彻底经验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他自己并没有进行太多的论证和解释。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有学者开始关注詹姆士哲学的统一性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对于很多专业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可能宁愿研究更复杂一点的思想对象，也不愿意去碰那些看上去透明、简单的哲学家，何况，很多实用主义哲学家（如罗蒂、戴维森、普特南和皮尔士等）看上去也不那么简单而透明，因为后者往往让人们难以找到进路，也难以找到出口。我们在杜威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和重要的论点，比如经验观念、共同体观念、情境观念、探究观念、民主观念、技术观念，等等。但是，我们很难把那些点延伸和连接成思想路线，进而构成完整的学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专家约翰·麦克德默特（John J. McDermott）教授的说法：如果对杜威毕生所从事的探究工作做一个比喻的话，杜威的哲学遗产就是一张苦心经营、精心编织的蜘蛛网。杜威本人对这张网的接头、支点、轮廓和面貌等了如指掌，他自己可以在这张网上轻盈地上下翻飞、进出自如。
然而，那些力图穿过这张看上去简单、透明、安全的大网或试图给这张大网绘制出路线图的人往往面临着被它永久粘住的危险。①因此，研究实用主义的维度或视角，是每一位真正对实用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最终回避不了的问题，迟早会引起大家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给予格外的重视。
实用主义研究的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维度与路径
我们认为，在思考和理解美国实用主义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维度和视野。其中最为关键的视野或维度之一，是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包括学派和个人的观念发展史）维度和视角，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把实用主义放到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中去思考，从中勾画出实用主义的路线图，在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的定位中展现实用主义的风貌，确定实用主义的走向。
在我们看来，关于实用主义研究的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维度与路径，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要注意对实用主与西方哲学关系的讨论，尤其注重实用主义对古典实用主义的继承和衔接关系的思考。我们认为，实用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环节，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西方哲学史的思想资源，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加强研究的方面。
国外学术界近些年来非常重视从哲学史视角去研究实用主义，注意将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来进行哲学史维度的介绍和阐释。比如，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里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在2010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转向》（The Pragmatic Turn）一书中回顾了古典实用主义在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共同作用下出场的哲学史背景。
在伯恩斯坦看来，在美国的后内战时代，詹姆士、皮尔士、杜威参与并推动的在麻州剑桥组建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提供了当时美国哲学的主要交流平台，然而常常被忽视的另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文化背景是，“剑桥并不是当时美国在后内战时期的唯一一个哲学活动中心。
在19世纪，许多影响深远的德国知识分子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著名人物。这些人也带来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康德俱乐部’和‘黑格尔俱乐部’分别在密苏里和俄亥俄得以成立。”②这些事实也佐证了杜威对当时美国哲学界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以及与我一起阐释工具主义的同伴们是从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开始的，同样的是，皮尔士的观点是从他和康德主义的决裂开始的，而詹姆士是从和英国学派的经验论分道扬镳开始的。”③这或许表明了从当时的美国学术背景分析实用主义开端的重要性，而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个话题背后隐含的关于美国实用主义和德国观念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根据伯恩斯坦的论断，创建于1867年的《思辨哲学杂志》（The Pragmatic Turn）的早期卷目中包含大量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论著的翻译和评述作品。而且这种情形不止是在实用主义产生之初，在后来的岁月里，黑格尔哲学至少在三个时代非常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哲学灵感和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和当下。④在2010年美国哲学年会东部分会上关于皮尔士思想的小组讨论时，大量涉及到了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结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从德国古典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学术承袭和批判关系去解读实用主义研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尝试，在讨论费希特和谢林对詹姆士与皮尔士的学术影响问题上，更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此外，伯恩斯坦对于实用主义和语言转向的关系问题的观点，也值得我们重视。伯恩斯坦指出，自古斯塔夫·伯格曼发表题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和对形而上学的再造”一文以来，“语言转向”这个概念就使语言在哲学思考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这也使得关注“经验”而非语言的古典实用主义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看待语言转向对实用主义的影响，作者认为“试着通过古典美国实用主义去发展一个全面的能包含所有意义和对所有经验之使用的理论，注定将是无成果的。但这不是阻挠我们通过古典美国实用主义去恢复仍然富有洞察力且和对经验的反思相关的哲学的理由……那种流行且被牢固确立的在经验和语言学转向之间的二分法正是实用主义该拒斥的二分法。”⑤对于讨论语言哲学对实用主义的影响和如何理解实用主义的哲学史意义，这个立场很有启发性。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罗蒂对语言转向的讨论，那么会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在实用主义史中尽可能寻找到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连续性。实用主义从产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于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或者可以称之为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的发展阶段，也可以分为实用主义的创立者、实用主义的兴盛和通向21世纪路上的实用主义等阶段，⑥或者分为美国实用主义产生之前的爱默生时期、实用主义的出现、实用主义的鼎盛、实用主义在20世纪中叶遭遇的困境、实用主义的低落和复兴等阶段。⑦
无论如何划分，我们面临的学术挑战是，在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实用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处于各个阶段的哲学家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在实用主义产生之前，它与美国学术界的经验主义、理念论、清教主义和超验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还谈不上进行了细致、准确的理解。就我们的了解而言，我们目前只是在大体轮廓和框架方面有比较多的理解，而对于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不同阶段的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上的交锋、传承、衔接、改变和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还远远谈不上清楚。
与此相关的是，个人观念史的研究。一般而言，大多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自身也有一个启动、成熟和转化的过程。只不过，对每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来说，这个成熟、转化的过程可能千差万别。总体而言，我们对实用主义哲学家个体思想历程的研究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举例来说，一谈到杜威的哲学，大家都知道杜威的经验观念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大家也知道杜威关于经验观念的论述集中出现在《哲学的改造》和《经验与自然》之中。其实，如果我们接触到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经验观念所做的5个方面的阐释，⑧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杜威的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观点的出现和阐述，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但是，对于1859年出生的杜威来说，在写作《哲学复兴的需要》时，杜威已经近60岁了，在即将知天命的年岁，杜威对经验观的讨论与他之前几十年哲学生涯中所做的经验观的研究以及将近10年后在《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观的总结性思考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线索，这些是我们需要下功夫梳理的，这种工作也许对我们理解杜威的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巨大帮助。然而，由于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很多观念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发展表现出来的，而且由于专门术语方面的不一致以及语言内涵的差别，即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仍然具有不同的涵义，这也使得即便现在杜威全集的英文版已经出齐很多年，但是，研究者们依然在为找到理解杜威整体思想的路线图而苦苦摸索。
最后，从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其他学派和人物关系的视角和维度加以研究。把实用主义拉回到西方哲学主流话语中，让它回到关于哲学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这对于实用主义研究来说，极为关键。实用主义是一种特点鲜明的非体系化的哲学，它兼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但又游离于这两大思潮之间，试图走一条“第三条道路”，它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但又试图超越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然而，它从来没有彻底离开主流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