戾气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旧体制打满“补丁”却未自动转化为新体制；政府“效率第一”偏好；公共利益部门化；传统话语体系或意识形态时常处于失语状态
如果说戾气漫溢的原因在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失衡，那么其失衡的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厘清这一问题，还需回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迁的基本路径上来。
首先，改革是一个“除旧立新”的过程，必定要求破除原有的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在不断摸索中寻找一条新路，“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中国30多年的发展证明了这一方略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摸着石头过河”是以创新探索的当下有效性为标准，只要行得通的就是合理的，其结果是旧体制打满了“补丁”，却没有自动转化为新体制，最后难免造成制度层面的“碎片化”效应。而且，“河里摸石头”久了，习惯成自然，容易让人忘了过河最好的办法还是架桥或建隧道。原有的制度性设置被废除或无疾而终，新的制度架构及其运作机制或迟迟建不起来，或因不完善建成之后难以运作，如此等等，是当下种种社会问题的共同原因。从“历史遗留问题”越积越多，上访制度漏洞百出却既难以健全、也无法废止，到官商不勾结难以成事、而勾结之后又坏事居多，再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改革以来民众总结的这些“普遍规律”，无不在提醒人们只有不顾及制度规定才能“获得成功”的现实。制度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自然激发各人竞相 “以个人方式解决问题”，也鼓励了通过“暴戾化”来发财和“维权”的积极性，戾气事件也因此而高发。
其次，中国改革既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又采取了政府驱动的模式，两相结合造就了政府的“效率第一”偏好，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权力机构以维护公平为首要职责的原则。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不但未能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端平一碗水”，还为了提高GDP增速而直接介入市场，裁判员成为运动员，导致市场原有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特性被过度强化。从不给合理补偿就让国有企业职工强制下岗、居民物业被强制拆迁，到农民工被欠薪得不到行政和司法机关出面维权，再到医保投入不够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工薪阶层血汗收入被高房价榨取殆尽……政府相信“以目的证明手段的合理”，全力推动经济发展，造成全社会公权力缺位和公平正义缺失的状态，个人得不到公力救济，只能选择私力救济，无所约束的戾气因此漫溢开来。
再次，在行政主导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对政府和官员的约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以来，为了刺激地方政府和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放权让利”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释放了民间资本的空间，而是给了官员更大的“自由运作”空间。自上而下的约束放松了，自下而上的约束却没有及时建立，大量人为设置的行政审批和自行其是的收费项目，让各级政府和不同部门迅速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公共利益部门化”之后，与民争利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在强大的公权力和肆意扩权的行政官员面前，不在同一条利益线上的个人大批沦为权钱交易的牺牲品。①在违规但不受制约的官员手中，公权力成为个人的直接对立面，个人在无力对抗公权力、更无法通过公力救济来维护自身权利的困境中铤而走险，做出极端行为，甚至直接挑战政府。于是，反社会的自焚、纵火、滥杀无辜便成为一部分失去理性者的终极手段。
与此同时，因为公共秩序的失范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始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试图以强力规范秩序。不考虑社会效应地发展经济和不加区分地强调稳定，二者结合后便催生出一个奇特现象：一方面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各级政府什么手段都敢用，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只要能够保持稳定，确保经济发展大局不被破坏，什么条件都敢答应。GDP增速和稳定状态成为各级政府考核的两大核心目标，官员所有关心点都聚焦于“发展与稳定”之上，“花钱买太平”成为重要的维稳策略。然而，官员所重视的，恰恰就是民众的博弈筹码，“维稳”既然成了官员的软肋，必定也成为个别胆大妄为者的杀手锏，各种以制造不稳定为要挟的手段应运而生，从群访、医闹到纵火、滥杀无辜，目的或者是借官员平息事端的迫切心情，而肆意勒索“赎金”，或者借把事情搞大，掀起舆论波澜，向当事官员乃至中央政府施压或报复，戾气事件因此变得多发、复杂而且性质更趋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