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工具理性主义的膨胀，我国传统城镇化中忽视了“人”在城镇化中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农民工阶层，并没有切实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传统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呼吁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性复归，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让农民工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城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当前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所在，也是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传统发展模式下长期积攒和遗留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错位和户籍福利的尴尬，粗放型城市发展所造成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房价飞涨等“城市病”，集中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传统城镇化道路的审视和反思。
价值理性的缺失—被误读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基本沿袭的是一条粗放型城镇化道路。所谓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在传统政绩观和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少数利益集团高举“城镇化”的旗号，围绕实现利益最大化，利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漏洞和弊端大做文章。城镇化逐步沦为部分地方政府拼凑政绩和少数强势群体谋取私利的粗放式的“造城运动”。不能否认，传统城镇化道路推动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歌猛进，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市容市貌焕然一新，部分大城市已率先跻身国际化大都市之列，彰显了城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旧貌换新颜”的城市街道宽广，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却唯独没有赋予“人”相应的权利和应有的位置。
各类城市为了降低发展成本，榨取廉价劳动力，只欢迎农民工来就业打工，而不欢迎他们定居落户，农民工无法享受到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福利。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达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这意味着近2亿人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城镇户口，无法享受城镇居民待遇。
农民工为了生计只能不断奔波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中的临时夫妻，农村里的留守儿童，孤寡老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而又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大规模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的流动，带来严重社会隐患，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已经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不只是农民工，众多城镇居民也被迫承受了低水平城镇化所导致的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和交通堵塞等“城市病”，难以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现代文明以及优质、便捷的生活资源。
马克思把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和最高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人真正的自由和尊严，是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我党一贯坚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代化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鲜明特色。
由此看来，人的工具化倾向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背离，是对城镇化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实质的曲解和误读。从本质上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流动的过程，也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农村地区和人口的过程。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进城，是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使之接受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共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和成果，逐步增强城市生活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城镇化应该一切围绕“人”来下功夫、做文章，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人”不是针对某一特殊的社会阶层、集团或地域群体，而是涉及到十几亿人口，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
新型城镇化—价值理性的复归
实践证明，沿袭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将进一步加剧城乡矛盾，有违社会公平，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已难以为继。时代发展呼吁城镇化的新理念、新模式，与传统城镇化“要地不要人”不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更加侧重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民生。新型城镇化重点和难点在于土地和户籍。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结成的制度怪胎。改革开放后，这些制度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反而逐步成为粗放型城镇化模式的体制根源。它长期横亘在城乡之间，充当了拉大城乡差距、固化利益格局的现实推手，形成了排斥效应，抑制了阶层的正常循环流动，扼杀了社会活力，又迅速滋生和助长了一批依附于土地交易的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由此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链条，已然成为目前推进新型城镇化最大的掣肘和阻碍。
由传统城镇化走向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关键一步，而社会转型的核心是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打破传统体制框架，对原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必然涉及到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尤其是对既得利益群体和强势集团“奶酪”的触动，必定将遭遇相当程度的排斥和抵制，极易引发多种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
虽然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然而在一段时间社会财富总量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由此获益，而另一部分则会相应承担改革的代价。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的成果只是对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眼前利益总会有得有失。因此，从目前来看，“深水区”和“攻坚区”改革成败的关键还是看政府在顶层设计中，敢于调整利益关系，敢于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敢于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来。在目前存在诸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利益蛋糕如何分割，分配政策应该向哪些群体适当倾斜，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能否实现动态平衡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