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正处于“政治—身份型”向“经济—职业型”分层结构转变的阶段，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利益格局纷繁复杂，这一阶段通常是阵痛期，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高风险时期。贫富差距逐步拉 大、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断裂、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冲撞、社会流动阻塞形成的社会堰塞湖、社会发展滞后的改革“内轮差”效应和公共服务的短腿等成为典型的社会风 险外壳。
社会风险，即社会整体性危机的可能性，社会风险通常由社会风险源、社会风险外壳、社会风险熵、社会风险后果四部分构成。社会风险源指社会风险的根源，社会风险往往根源于社会的内在矛盾;社会风险外壳指社会风险的表象或面具，社会风险往往是潜在的，不直接显露于社会之中，社会风险通常隐含在某些起眼或不起眼的社会问题之中。社会风险熵是指能使社会风险爆发为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及其损害程度;社会风险后果是指社会风险爆发后的危险状况及其恶劣影响，通常以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即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外壳的尝试性研究。
一、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及其扩大化的总体趋势是社会风险的重要征兆。贫富差距的适度拉开对于激发社会内生活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更会影响社会稳定，形成社会风险，造成社会动荡。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综合性指标，0.4为“警戒线”，0.4-0.5为差距偏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表明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临界状态。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报告结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1]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见图1)[2]。从中可以看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尽管惠民生的若干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的0.491逐步地有所回落，但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也还是超出了基尼系数的警戒线。
财富集中程度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3]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2012年，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超过70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约22万亿人民币。2012年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80万亿人民币。[4]根据以上数据可测算：2012年，净身价超过1千万人民币的富人只有70万人，占中国人口仅0.05%，却占有了中国财富的27.5%(22万亿/ 80万亿)，简言之，0.05%的人占有了27.5%的财富。这些数据可见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严峻程度。
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非常复杂。贫富差距的拉大与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先富”战略、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行业垄断扭曲收入分配、腐败等灰黑色收入多有联系。
二、社会断裂
贫富差距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体现为社会断裂，亦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风险外壳。30多年以来，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并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断裂性变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占有了大部分经济资源、公共权力、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等稀缺的社会资源，成为社会精英阶层。而工人，尤其是大量的国有企业职工(约3000多万)在市场化改革中下岗，或转业、或退休;农民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浪潮中或外出务工，或失地进城就业，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等社会资源，又没有得到更多新的社会资源，“农民、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是中国现在最大的弱势群体”[5]。
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充分说明了社会阶层断裂的内在逻辑。陆学艺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断裂进行了勾画，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每个阶层占的比例依次是：2.1%，1.5%，0.6%，5.1%，4.8%，4.2%，12%，22.6%，44%，3.1%。[6]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比66.6%的工人和农民失去了原有的部分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被甩到了社会结构的下层，甚至是底层，与上层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形成鲜明反差，结构断裂的内在脉络清晰可见。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比重偏小，“2008年，我国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只占总就业人员的23%。离现代化国家应有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距离”[7]。中产阶层的发育迟缓，加剧了社会阶层结构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断裂“还表现在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8]。利益断裂是社会断裂最本质的体现，利益断裂使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9]。社会的结构性断裂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很难发现共同的利益基础，致使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很难确立社会共识，很难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很难实施有效社会控制。不仅如此，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阶层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可见，社会断裂是社会风险的重要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