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么，正确地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不是邓小平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全部目的呢？也不是。他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是为了带领党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经常讲，30年前，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这就是：中国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所谓的“继续革命”道路走下去，还是振奋精神发展生产力，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所作出的第三大历史性贡献，就是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征程。
他在1978年8月19日同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谈如何看待真理标准和按劳分配问题讨论时，说：“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同年9月16日，他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他推动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正因为他有这样深刻的思考，所以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对于历史问题，他提出既要分清是非、有错必纠，又要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解放思想的任务，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果断而又适时地宣布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们都知道，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中国并没有由此而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年，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国”的任务包括要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纲”就是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这个“纲”在当时是必要的，问题是当时把揭批“四人帮”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要求，而且限制在只能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上，而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中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1976年秋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时间，称为“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
那么，如何正确处理揭批“四人帮”运动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重大思想政治原则的关系呢？邓小平1977年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要有一个时间限制”，1978年9月在东北谈话中又明确提出“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10月在工会九大致词时进一步提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要开始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新的革命。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建议中央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应该讲，邓小平的意见和主张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党心民心，得到了党内外极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国由此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