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中全会方针政策最根本的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召开，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启动的五年，也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飞跃性发展的五年。这五年，邓小平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红线进行了深入思索。1986年4月4日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22]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23]，其核心是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1.“三中全会才把这个局面改正过来，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搞社会主义就是要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评价，讲历史性转折，提出各项方针政策，都围绕这个论点，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984年5月12日会见尼日尔客人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努力摆脱贫困状态。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必须发展生产。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美元，把中国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看来很渺小，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却是一个雄心壮志的目标。我们准备再用三十年、五十年的时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24]1984年6月21日会见缅甸客人时指出：“我们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25]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26]
2.“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搞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1987年3月8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反复讲，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首位。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一直在讲”：“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27]邓小平还指出，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而现在有些人却想把我们的社会引到无法无天的境地，这怎么行呢？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
邓小平把改革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985年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8]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5年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29]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4.“一九七八年我们确定的政策，就叫开放政策”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时代特征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并据此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邓小平有两句名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85年4月17日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时说：“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赢得朋友，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不仅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三中全会制定的目标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30]1986年9月16日会见芬兰总理索尔萨时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确定的政策，就叫开放政策。没有开放政策，本世纪的第一步目标就达不到，下一个世纪的目标更达不到。”[31]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32]
5.“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评论三中全会，除了理论上的论证与阐述外，更看重的是实践的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33]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几年多的时间，中国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自豪。现在可以说，三中全会以来走的路证明是对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1987年1月20日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3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十三大报告阐明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报告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做出了重大贡献。”[35]
四、“三中全会以后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
198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美国《世界报》月刊五月号评选邓小平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十年风云人物，认为他是“最代表时代精神的社会人士”。《世界报》在发表这一消息的文章中说，邓小平的革命“可能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变成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大的国家”。[36]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遇到了前进中的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也进一步受到新的检验。这一时期，邓小平思考的重点是，如何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变成现实。1989年9月4日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7]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38]他号召：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现代化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邓小平终生都在为自己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实现现代化”，是邓小平长期奋斗的目标，“振兴中华民族”，是邓小平终生追求的希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境界。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邓小平最早批判“两个凡是”，最早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基本方针。在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从思想上提出问题，并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三大后，又提出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问题。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39]邓小平提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他总结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独立自主的基本精神，才会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邓小平还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归结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1988年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40]
2.“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实践检验也永无止境。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关键还是看是否经过了实践检验。1987年11月11日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总理李根模时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到今年为止已经过了九年时间。九年来，发展比较顺利。”[41]1988年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说：“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42]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马利亚姆时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43]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44]十年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这是不容易的。邓小平分析说：这“是由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因此，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45]
3.“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要一直坚持下去”
“八九风波”过后，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在1989年6月9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邓小平对这些大的问题，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他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46]1989年12月1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47]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一以贯之的坚持，在坚持中发展；同时，还要在当它受到威胁或者伤害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48]1989年11月23日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49]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50]
4.“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
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全党的共识，也是国际国内公认的。1987年11月16日会见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帐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51]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一定会继续下去。”[52]1989年6月16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53]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这个领导体念的核心，才保证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十几年的时间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的历届代表大会，都对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
邓小平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论是独特的，是独有的，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他本人对其他会议或者事件的评论所没有过的，也是他人对三中全会的评论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就其评论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为他人所不及。我们今天重温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评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永不放弃，决不动摇。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50页。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3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9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6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3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4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1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4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5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3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1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8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2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7页。
[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9页。
[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9页。
[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7页。
[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96页。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6页。
[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页。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0页。
[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8页。
[3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3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页。
[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4页。
[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页。
[4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8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9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4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9页。
[4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3页。
[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8页。
[4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2页。
[5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8页。
[5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