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邓小平生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过许多论述与评价，在公开发表的邓小平文献中，直接提到“三中全会”的地方，约有200多处。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评论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召开过程中，明确指出会议的主题并高度评价会议的意义；二是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二大，深刻提出三中全会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实现了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三是从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怎样搞社会主义，中心问题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四是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四大，高度凝练了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内容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评价，最根本的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二是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内容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评价，解放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宋泽滨，解放军装备学院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教授；齐爱兰，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
邓小平在近十五年对三中全会的评论，从形式到内容两个方面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从形式方面来看，一是评论开始早，邓小平早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对会议就作出过评价，向全党发出号召，向世人点示主题；二是时间跨度长，从会议开始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从没有中断过，就连改革开放受到挫折时也没有放弃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及其评价；三是思维视野宽，从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进行过论述，涉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经济、政治、文化、军队和民族等各个方面；从内容方面来看，一是贯穿一条红线，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凝练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二是坚持一个定位，把三中全会作为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转折，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三是突出一个主题，无论评论是从什么角度展开，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也无论是同什么人谈话，始终围绕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之后，很快就成为一个历史性命题，在改革开放的不懈探索和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确立了正确的社会制度，树起了一面指引我们前进的旗帜。
一、“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
在评论三中全会时，邓小平最早把它与在这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列起来论述[1]。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进行当中的评价，应该算是对三中全会最早的评价。是邓小平，最早抓住会议主题、最早向世人公开会议主题、最早高度评价会议成果；是邓小平，牢牢把握着会议的方向，主导着会议的进程。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党最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内容的一个概括，也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个名词。
1.“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期间，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与常委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情况时说：“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要保持政局稳定，“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2]这里讲的“现在中央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主要内容就是安定团结、搞现代化。突出强调：安定团结是现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政局稳定是“大局”，是三中全会路线的重要内容。
针对有人认为中国在搞“非毛化”的问题，邓小平几次会见外宾和听取有关方面汇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批驳了所谓“非毛化”的问题，披露会议的主题就是一心一意搞现代化。1978年11月26日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3]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但现在也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4]1978年11月29日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说：“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5]1978年12月5日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方向是很明确的。从中央领导到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是一致的，根本的一条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人民现在都喜欢安定团结。”[6]邓小平的讲话，让世人了解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治主张。
2.“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称作实际上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改革开放第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讲话用了三个自然段对这次刚刚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了高度评价。三个自然段的领头语分别是“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7]讲话中说“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邓小平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党的民主传统得到恢复了发扬，开“风气”之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民主风气，会议是不会取这样重大成果的。邓小平概括地指出，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党内生活出现伟大进步，这是对本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用的一个充分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此已经作出证明，邓小平这个中肯的分析，是直指要害的；这个高度的评价，是相当有力度的；这个自觉的认识，是相当到位的。我们说，这是第一次对会议的评价，也是最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一种博大胸襟，没有一种宏阔视野，没有一种历史背景，没有一种高瞻远瞩，没有一种理论自觉，是不可能的，是达不到的。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这一时期的评价，还是总体性的，概括性的，在这个评论的基础上，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邓小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分析越来越具体，评价越来越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的重新崛起，不仅使国人看到了希望，也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的崭新形象。1979年1月上旬邓小平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一九七八年度世界风云人物，该刊评价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我们党开始拨乱反正，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到访的金日成谈话时说，为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必须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8]这条“新路”，就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方针”
邓小平反复强调，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了，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这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基础，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9]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的延安路线的继续。这方面的评论还有：“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界限，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0]“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1]“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12]“一九七八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13]
2.“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对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政治形势给予高度肯定。他说：“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全面的估计”。在政治上，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在经济上，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邓小平总结说：“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14]这是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召开三个月后作出论断，是第一次使用“伟大的转折”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来评价三中全会及其取得的经济政治形势变化。邓小平还使用过“真正转变”的提法，认为三中全会“确定了我们的方向、路线”，“使我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真正的转变”。“确定了现行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确定了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15]等等。邓小平在1981年11月13日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进一步对这个“转折”作出评价说：“转折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才实现。这不是哪一个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16]把握住“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才能深刻认识“伟大转折”的科学内涵和深刻意义。
3.“要认真地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
思想路线的恢复与确立，工作重点实现真正转移，中国的现代化航船重又上路。邓小平1979年1月17日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17]1979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指出：“要认真地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好好把经济工作抓一下。”[18]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还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在1981年使用的提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到了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4.“三中全会调动每个人积极性的政策，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指出：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和每个生产队，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考虑问题，要因地制宜，加强责任制，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20]实行新政策很见效，但由于长期受“四人帮”鼓吹的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谬论影响，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邓小平认为，“向穷的方向发展，这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他问道：“靠自己的劳动成果增加了收入，这是什么资本主义?”邓小平的结论是：“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邓小平相信，这些政策是正确的，而且经过实践证明是对的，号召全党要继续贯彻执行，并在贯彻执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担任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邓小平的开幕词，是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是对三中全会四年多来，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一个经验总结。邓小平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正是因为深刻把握了规律，增强了自觉性，才有了科学的历史结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