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双方各自的组织化有助于缓解医患冲突
在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上，通过医疗改革理顺医护人员的薪酬体系，以及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外部监管已成为共识。但是，对医患冲突的理解和解决不应只局限于医疗领域，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从社会成员角度看，个人既缺乏归属，也缺乏约束，对医生和其他职业群体来说也不例外；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医生与患者之间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永远存在陌生人之间的紧张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缺乏载体，导致管理成本高且效率低下，既无法控制医生的行为，也无法解决患者的非理性问题。
因此，医患双方各自的组织化以及建立长期稳定的医患互动关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一方面是从组织化的角度改变“原子化”状态，通过医患双方的各自组织化，使他们成为自我管理的主体，包括医患之间的沟通以及医患矛盾的解决等都可以通过组织的渠道解决，政府的管理也可从面对个人转向面对两类组织；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改变“原子化”状态，在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将抽象的“医患”陌生人关系转变为家庭医生与签约家庭的熟人关系，从而在长期互动中形成医患信任。
具体而言，一是建立真正具有行业自治意义的医生职业团体，保护医生的利益，同时也规范医生的行为；二是鼓励患者组织和医务社工组织的发展，保护患者的利益，同时也给患者和家属提供心理支持；三是建立家庭医生制度，使家庭医生与患者之间形成长期的良性互动关系，变抽象的医患关系为具体的熟人关系，并以此重建医患信任。
事实上，医患关系只是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其解释逻辑亦可以应用到其他的社会关系中。而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整体信任水平的下降、职业道德的缺失、各种非理性暴力行为的出现以及各种服务和产品的安全质量等问题，也都可以从上述社会“原子化”的角度进行理解。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社会的“组织化”是一个核心内容，也是解决中国目前很多问题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