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现在的青年把郭敬明、韩寒当成偶像，你年轻的时候也是青年的偶像。“老偶像”怎么看待“新偶像”呢？
王蒙：我不敢说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太多了解。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
我不同意把现在年轻人归成80后、90后，并贴上各种标签。现在年轻人掌握的信息量比当时的我们不知多多少。其实现在生活条件越好，麻烦也越多。比如结婚，我们那时候多简单，请十来个朋友坐下，抓一把花生脆枣，称一斤散白酒、半斤猪头肉，就是一场非常豪华的婚礼。现在又是房子，又要专业的婚庆公司，忒麻烦。
不同时代的人各有各的困惑。所以，年轻人别想光享福，也别觉得自己最倒霉。
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
中国青年报：现在我们总说，这是一个信仰崩塌的时代。
王蒙：近年来中国发展非常快，物质水平提升迅速，但精神水平似乎没有跟上，甚至还被压缩。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一些困惑、失范的现象，不可避免，不过我没有那么悲观。
原来说中国人不爱读书，但我也接触年轻人，发现爱读书的绝对不少。传媒时代有一个问题，什么事儿都被放大。我们操心这些事儿的确应该，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能找到出路。
中国青年报：你最近在文章《说说我们的精神资源》中提到我们有一种“文化爱国主义或者文化寻根”的心态，你认为我们文化的根是什么？
王蒙：中国在历史上遇到过很多矛盾和冲突，郁闷和痛苦，但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倒下。今年是甲午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但国家没有亡；卢沟桥事变后，国家也没有亡。现在中国身处全球化的时代，还能跟着走，在国家建设上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国文化仍有相当的生命力。
我认为要找到自己的精神资源，一是靠传统文化，一是靠世界文化，就像邓小平说的，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明年我将衰老，今夜还爬起来看世界杯
中国青年报：有人将你的新书《闷与狂》比作中国版的《忏悔录》、《追忆似水年华》，你怎么评价这部作品？
王蒙：起初我想给这部小说起名叫《烦闷与激情》，但发行方认为这样容易让读者误解为是一本学理方面的书，于是就改成《闷与狂》。这是一次前卫的写作，有人说这是我“写疯了”之后的产物，其实，《闷与狂》是一种心灵化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