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测量方法有效性的考察
信任测量方法的有效性，是造成中国信任之谜的重要原因。信任半径概念的提出及测量为解释社会信任的跨文化差别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德尔希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学者在计算信任半径和信任水平时使用标准信任问题，这也是国际权威社会调查在衡量社会信任时最常用的指标：“总体而言，你觉得绝大多数人可信吗？还是说你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需要小心谨慎？”这些标准信任问题固然有其简洁、规范、易懂的优势，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大的批评来自于对“绝大多数人”这一范畴本身的理解。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被调查者眼中的“绝大多数人”有不同的指向。有些人可能认为“大部分人”仅指亲戚朋友， 有些人会想到邻居、同学、同事等，而有些人则会联想到诸如出租车司机、商场售货员、路人等陌生人。由于对“大多数人”这一信任对象的考察缺乏情景性和明确界定，跨文化信任评价缺乏可比性。笔者最新的研究证实了以上情况：中国人所理解的“绝大多数人”与熟人（如邻居、朋友）有较高的相关，而大多数欧美国家（包括信任度非常高的挪威和瑞典、信任度非常低的意大利等）居民所理解的“绝大多数人”与陌生人有更高的关联。这表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标准信任问题测量得到的社会信任结果，在欧美国家中更多指的是对陌生人的信任，而在中国更倾向于是对熟人的信任。由此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社会是高信任度社会或低信任度社会。
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脉络中寻找答案
前已述及，之所以产生中国社会信任迷局，除了中国社会信任本身的复杂性之外，社会信任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偏差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需要重新反思已有社会信任概念测量的有效性问题，至少要保证所界定的概念和所测量的概念保持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做跨国的比较。但这仅仅是解答“中国社会信任之谜”的必要条件，而要从根本上解读中国社会信任的迷局，必须从社会信任产生的文化土壤中寻找答案，也就是必须回归中国本土社会文化脉络。
首先，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人通过个人的德行或品质来建立信任不同，更强调集体主义和相互依赖的中国人比较依赖于关系或关系网络来建立信任，对于中国人而言，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中的人之间是一种放心关系，而不是质疑或怀疑。而一旦出现信或不信的问题，就产生了信任的模糊地带，致使很多研究者往往将这一地带当作低信任来定义，这或许就是韦伯和福山等人将中国社会归为低信任度社会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和个人现实行动逻辑的假设表现出较强的名实分离的倾向。一方面，性本善是儒家最重要的人性假设，也是判断中国人道德水准的基本规范；另一方面，对于强调情境主义的中国人而言，信任他人并不是绝对不变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序性特点决定了个体需要在不同的情境和现实中做出信任与否的灵活选择。
因此，对中国社会信任的研究应该走出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的研究框架，而从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中寻求更契合中国人信任特点的解释视角。如此，无论是关于社会信任的测量方法问题，还是信任度或高或低的研究结果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社会信任”也就不再成为迷局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09&ZD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