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信任的研究应该走出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的研究框架，而从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中寻求更契合中国人信任特点的解释视角。
中国社会信任孕育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因此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信任的研究呈现出矛盾的观点。如韦伯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中国人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而且其信任类型难以普遍化。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权威的跨国调查资料则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非常高，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高信任度国家，如由罗纳德·英格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对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主要国家社会信任的多次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稳居世界前列。针对这一矛盾，笔者尝试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
面对这种矛盾观点，很多从事本土社会心理研究的中国学者使用“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进行解释。一方面，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信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否信任他人往往以“内外有别”作为信任与否的区分标准，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的人往往是作为“自己人”而建构的，因而有较高的信任度，而对“外人”则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度。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它们之间的界限有较大的弹性和模糊性，交往空间的变化（如从乡镇到县城）使得“自己人”和“家人”或“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此外，中国人可以通过“拜把子”、“认干亲”、“套近乎”、“做人情”等拟亲化的方式使“外人”转变为“自己人”。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人对“自己人”或“内群体”中的人并非绝对地、无条件地信任，对“外人”或“外群体”中的人也并非绝对地、永远地不信任。因而，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或高信任度社会。
信任半径和信任强度的不同
事实上，在国内学者运用“自己人”和“外人”的关系视角对中国的社会信任现状进行解释之前，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不同关系性质的交往对象也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他指出，信任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信任水平，也应关注信任的范围（即信任半径）。信任水平指的是合作强度，信任半径指的是人们愿意与之合作的对象的范围。信任半径决定了信任圈的宽度，信任水平决定了在这个圈子里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强度。之后，简·德尔希、肯尼斯·牛顿和克里斯丁·韦尔策尔在一项关于信任的跨文化研究中首次对信任水平和信任半径进行了测量，他们通过对内群体和外群体交往对象的区分，计算出了不同国家信任半径和信任强度的具体数值，并据此对51个国家的社会信任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就中国的社会信任状况而言，属于信任半径很低但信任强度很高的国家，也就是说，从信任强度或水平来说是高度信任，而从信任半径来说是低度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