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弗雷泽塑造了世界政治空间的“反思的正义”理论。其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凸显三个特质：“地位模式”取代“身份模式”致力于对制度化伤害的制度化矫正；构建规范一元论与多维社会存在论结合的社会正义理论；超越规范与反规范话语界限，形成兼具开放性与稳定性的新话语形式，为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正义问题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弗雷泽 正义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宏大的全球转变影响着西方及世界，颠覆着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1947～）紧握时代脉搏，将历史背景的发展变迁与理论框架的拓展深化密切结合，反映了全球化空间下政治哲学家对西方社会和国际矛盾的敏锐洞见。她“全部主张的目的理解为一种反思的正义”，①塑造适应全球政治空间的独特社会正义理论，这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理论回应，也为争取社会主义阵地提供话语空间。
身份模式还是地位模式？—承认政治再思考
“身份模式”（identity model）是承认政治一般路径，肇始于黑格尔思想：身份通过相互承认在对话中被构建，个体通过承认其他主体以及被其他主体承认成为单个主体，被拒绝或被错误承认意味着遭受个人与自我关系的歪曲和身份的伤害。之后，查尔斯·泰勒、阿克塞尔·霍耐特等政治哲学家复兴了黑格尔承认思想。承认政治理解为身份政治，不同性别、种族和民族为获取身份认同进行了风起云涌的斗争。
然而，当前的承认斗争不仅未能矫正承认政治的非正义，反而助推了新的社会冲突。对此，费雷泽指出，这缘于承认政治的身份模式倾向再分配替代和群体身份具体化。其一，身份模式的多数支持者主张分配不公通过承认政治矫正。诚如霍耐特指出，“再分配”应作为“承认”的再分配，分配正义理论通过物品、资源分配，主体的独立自由平等权利得以承认。“分配不公正须被理解为是社会不敬（错误承认关系）的制度性表达”。②弗雷泽反对经济不平等根植身份政治的简化论。她认为，现实市场社会既不完全受制于文化，也不完全从属于文化，而是遵循自身逻辑和规律，通过承认政治代替再分配具有欺骗性，最终代替争取经济正义的斗争。其二，身份模式强调自我肯定和自我产生的集体身份需要，否定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和不同从属关系间的多向拉力，强化群体内的统治，充当错误承认的工具。并且，在身份模式中各群体有权构建自己的身份，任何人没有理由不同意其他主体的自我解释，固化了跨越差异的社会相互作用，鼓励分离主义和群体孤立，倾向群体身份具体化。
承认诉求必须且正当，问题在于承认政治是如何实现的。基于此，弗雷泽提出承认政治的另一种实现方式—“地位模式”（status model），即将承认视作社会地位问题。不是承认群体特殊身份，而是承认各类群体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正式成员地位，错误承认不是群体身份的贬低与扭曲，而是构建了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从属关系。换言之，部分群体被剥夺了社会相互作用中正式成员地位，失去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力，处于社会从属地位。从该角度出发，承认政治的实现需考察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对于社会参与者身份的影响。倘若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将某些社会参与者构建为劣等或欠缺的，意味着这些社会参与者成为社会非正式成员，即遭受错误承认和从属地位；倘若制度化文化价值模式将社会参与者建构为平等成员，意味着参与者之间相互承认和地位平等。在差异化社会中，阻碍平等的价值观在各种制度领域以不同模式被制度化，有些错误承认被法律化，有些错误承认通过政策或法规被非正式地制度化于社会实践中。因此，错误承认的矫正不是还原身份，而是“将阻碍参与平等的文化价值模式去制度化，并用鼓励平等参与的文化价值模式取而代之”，③将被错误承认方构建为社会正式成员，克服从属地位。
地位模式取代身份模式解析当代社会非正义具有合理性：第一，不同于诉求道德心理学的身份模式，地位模式关注文化的社会根源，调整相互作用的价值观，矫正社会生活的文化制度与社会习惯，构筑促进社会生活的价值模式，这是对制度化伤害的制度化矫正。第二，不同于倾向群体身份具体化的身份模式，地位模式关注个体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正式成员地位，关注制度化规范对于相互作用能力的影响，避免群体身份具体化。第三，不同于倾向再分配替代的身份模式，地位模式倡导承认与物质财富再分配的整合，承认和再分配都是社会从属地位和非正义形式，两者可用同一单位度量，可共享同一规范，减少替代问题。
单向维度还是多重维度？—正义理论再构建
再分配和承认在哲学渊源与政治范式上存有分歧，一般将两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选择。长期以来，对正义的研究往往聚集单焦点，在政治实践中采取对应措施矫正非正义安排。弗雷泽认为，再分配和承认相互联系，但不可化约。单维度的理论方案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单一立场不能矫正现实社会的非正义。她提出“视角二元论”（perspectival dualism）。如前所述，地位模式取代身份模式，这样理论上社会正义涵括两个独立维度：承认维度和再分配维度。前者关涉制度化规范对社会参与者地位的影响，对应社会地位秩序，地位的从属根源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后者关涉可用资源如何分配给社会参与者，对应社会经济结构，经济的从属根源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两个维度各自表征了一个重要、但又有限的正义领域，既不完全分离，也不彼此还原，而是相互重叠与作用，不同视角体现多元正义诉求。如性别与种族，植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制度中，既面临社会经济分配不公，又面临文化错误承认，非正义具有二维性，从两个维度考察地位和经济结构的相互重叠能确定如何更好矫正非正义。为将承认维度和再分配维度纳于宽泛的理论框架，弗雷泽提出一个规范即“参与平等”，她指出，“我的概念的规范化核心是参与平等的概念，依照这一概念，正义需要那种允许社会的全体（成人）成员作为平等的人彼此互相影响的社会安排。”④在这一规范标准下构建一元二维正义理论。
时代背景的变迁对原有理论提出挑战。进入全球化后，跨国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在“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架构”下正义限定于领土国家内部，对于强大的掠夺性国家和国际资本跨国掠夺的外部力量无能为力。换言之，该架构下国家范围内遵循正义的法律与责任，而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有约束力的正义责任，仍然沿袭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政治空间的割据剥夺了全球穷人、受轻视者等人提出跨国正义诉求的机会。缘于此，弗雷泽认为，须审视跨国的世界性国际政治空间，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架构的全球化图景中反思正义问题，增加新的维度—政治维度，该维度以社会成员资格与程序问题为核心，用代表权加以概括，适用普通政治代表权和建构代表权两个层面。其一，在决策规则上，剥夺某些人平等参与的机会，产生普通代表权的一般性政治失语，通常出现在“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架构”内。普通代表权与再分配、承认同是考量主权国家内部成员的正义问题。其二，在政治边界设定上，政治空间被设定为独立领土国家导致共同体界限被错误划分而排斥某些人平等参与的机会，产生建构代表权的深层次政治失语，出现元政治非正义，即错误建构，这种非正义通常出现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架构下。弗雷泽在全球化语境中拓宽研究视域，将政治维度整合于经济和文化维度中，并用参与平等的规范标准整合应用领域各异的三个正义范式，减少了各类正义诉求间的张力与冲突，在全球化图景中构筑一元多维的社会正义理论。
规范还是反规范？—话语形式再超越
借助托马斯·库恩和理查德·罗蒂对常规科学和规范话语的理解，弗雷泽将正义探讨语境分为常规时期和反常规时期。常规时期的话语体系往往共享某些潜在假设，不同正义理论之间关于正义的争论通常具备相对稳定的规范框架，呈现为“规范”话语。与此不同，反常规时期的话语体系往往突破原有规范框架，各种正义理论不再共享规范性前提假设，意味着共识的缺失，呈现为“反规范”话语。
冷战秩序的瓦解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全球化趋势的不可抗性消解了规范话语的正义范式，呈现反规范话语，表现如下：第一，正义诉求范围。常规时期将正义限于经济领域作为规范性假设；反常规时期不再共享该假设。分配不公、身份等级与政治统治都会导致非正义，呈现为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多元正义诉求。第二，正义诉求主体和矫正机构。常规时期将领土国家内的个体公民作为正义诉求的规范性主体，矫正非正义的机构是领土国家；反常规时期各种正义理论的争论者对于正义诉求的主体问题未达成共识。群体、共同体和个体都可成为正义诉求主体，矫正非正义机构可以是领土国家，可以是跨国或世界性公共机构。第三，正义诉求边界。常规时期正义诉求以有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为限，考虑的是政治共同体利益；反常规时期各种理论对于正义边界问题未达成共识，或以政治共同体为限，或放眼全球世界，且在何种层面考虑利益持有不同意见，或限定公民范围内，或基于全人类立场，难以形成统一标准。
全球化竞争和传统政治空间拓展导致阶级矛盾、文化冲突与政治斗争多元、断裂，国际公共舆论和组织的交错使跨国界正义诉求呈现网状图景。对此，弗雷泽指出，规范的正义理论已不能解释及满足新形势下的正义诉求，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是“反常规正义”。然而，她在构建正义理论时既不完全否定规范性话语作用，也不盲目沉溺反规范话语，而是分析规范和反规范话语利弊。她认为，反规范话语有利于打破潜在假设，激发理论家的批判与创新精神，深化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但是，领域的拓展会影响对非正义问题的判断与矫正。她认为，矫正非正义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一种能够公正审视诉求的相对稳定结构；第二，制度化矫正机构和方法。”⑤在规范话语中这两个条件容易满足，但在反规范话语中是缺位的。由于规范与反规范话语各有利弊，弗雷泽提出在两者之间保持观点平衡。在构建正义理论时，她超越规范与反规范话语之间的界限，整合两者优势形成了第三种话语形式—反思的正义。这种话语形式突破规范话语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理论框架，以开放结构容纳正义新诉求，弥补了反规范话语在稳定性与制度性上的缺失，用独特话语形式重塑全球正义理论，更优地体现当代全球公民运动和新兴的多元正义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