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应正确认识一致性和多样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底蕴，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国社会一致性基础上多样性发展的现实基础，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切实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等“五大”关系和谐，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统一战线 一致性 多样性 和而不同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这一战略定位凸显了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报告更进一步指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这是新时期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哲学底蕴和现实依据，同时为推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实践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哲学底蕴
“一”与“多”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一多”作为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由于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本身和角度不同，其指向也各不相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实质是在本体论角度对“一多”关系的概括，指出世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无限多样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不是机械的绝对的同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是以多种多样具体物质形态的差别性和可变性为前提的。这里的统一性是指反映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常住的，具有主导、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的哲学范畴，是各种形态现象存在的基础。与统一性相联系的多样性，则是表征事物在形式、结构、层次、发展过程、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的范畴。
“一”与“多”的分化与统一既然是事物存在的普遍状态，那么以何种方法论原则来处理“一多”关系就成为实践的重要课题。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有极为丰富的对偶范畴来阐释“一”与“多”的关系，对立统一规律则集中体现了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唯物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属于矛盾关系的对立双方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是包含差别的同一，斗争性也必须以同一性即统一体的存在为前提。正是由于事物所包含的对立双方既同一又斗争，才最终推动了事物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唯物辩证法强调在解决问题、分析推动事物发展的矛盾体系时，尤其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正确处理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也即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要看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通过丰富的个性而体现，个性虽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却都处于共性的支配、统摄之下，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共性和个性是相互转化的。唯物辩证法视野下阐释“一”与“多”关系的对偶范畴虽然形式各异，主旨却都强调要用矛盾分析法把“一”与“多”辩证地统一起来，既要看到二者的区别，更要看到二者的联系，看到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依存、渗透和转化，反对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做法。强调只有在“一”中把握“多”，在“多”中求“一”，才有“一”的最终存在与发展。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一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在中国哲学的众多流派中，不论是以“一”为道、为理，以“多”为事、为物；还是以“一”为整体、大全，以“多”为局部、部分，“一”都是主体通过理性直观的途径形成的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总体把握，“多”则是由“一”派生并因“一”而存在、定义的个体。因“一”与“多”问题而提出的“和”的观念，则是中国哲学家极崇高的理想，也是中国哲学思维与唯物辩证法相契合的最高体现。
西周末年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一提法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一”与“多”关系的两种不同态度，即“和”与“同”。“同”所追求的是无差别的简单的同一，否定了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史伯认为追求“同”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不继”，没有多样性的绝对同一只是简单地重复，不会有事物的发展，只能使这个世界没有了生机。“和”则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主张通过不同因素、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而达到融合统一。史伯主张“和实生物”，实际上是把多样性看成了事物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孔子在总结史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认为“和”是有条件的，要先承认差异，然后从差异中追求统一与和谐。孔子把“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进而将“和而不同”提升为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追求，这一思想最终演化为中国人在社会领域价值践行的普遍原则。
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①客观物质世界自身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同”的永恒的过程，“尚和去同”的价值取向对于所有社会领域问题的解决，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价值意蕴就在于对多样性、对冲突和对抗的重新解释。正是基于对和谐统一的追求，“和而不同”也必然成为统一战线整合多样性的现实选择。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现实依据
“一多”问题不仅是哲学界长期以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浸透在人类社会存在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个人、群体、组织、社会、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它。可以这样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因为政治斗争的复杂多样性，才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创立；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样性，则构成了强化统一战线功能的宏观背景。统一战线只有正确处理好“一多”关系，才能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和任何新事物一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携带着进步与代价共存的悖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僵化秩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代型社会结构开始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所作的利益调整，以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秩序和规则体系的不健全，催生了社会利益结构全方位、大幅度、急速的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状况。当前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民众表现出一种普遍的、强烈的经济利益冲动，突出的利益矛盾又导致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诉求的日益强烈化。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发生激烈碰撞，人们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等方面的选择性、自主性和差异性显著增强，使当今的中国呈现出利益多元、发展多元、文化多元的复杂状况，社会矛盾的显性化和尖锐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统一战线是不同社会力量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利益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其价值彰显恰恰在于多样性的存在。多党派、多阶层、多民族、多宗教和“一国两制”的政治格局是当下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追求自身整体性发展的客观现实。社会异质性越强，统一战线的价值就越明显。统一战线要实现其“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必须化解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理顺多方面的情绪，力求把社会一切进步力量和积极因素，以最佳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最有效的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合力”。因而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当下多样化发展的事实，不仅没有消解形成于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存在价值，反而构成了强化统一战线功能的现实基础。
对于统一战线自身而言，要在社会分化基础上实现新的整合的目的，自身也面临着多样性的挑战。一是统战工作对象在构成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就国内而言，不仅有对新阶层的统战问题，还要面对因为原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巩固统战群众基础的问题。同时，由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突显，以统战促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意义也显得尤为重要。就世界范围而言，把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更有效地团结起来、凝聚成促进国家发展的合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必然成为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题中之义。二是统战工作涉及的领域日益多样化。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政治是统一战线发挥功能的传统领域，而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的多样性，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纳入了统战工作的工作范围，构成统战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空间上也由大城市拓展到中小城市，由公有制单位拓展到非公有制单位，参与统战工作的部门和组织也日益增多。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实践思路
面对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现实，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工作着力点，就在于以“和而不同”为原则，切实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确保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党领导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