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视角。政治认同虽与政治信任有所差别，但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间有较大的重合成分，因而政治信任研究也在拓展政治认同研究。对政治信任的研究多采用实证和计量的方法进行。肖唐镖应用1999～2008年的四次调查统计数据，从政府绩效、公共政策、传统文化、政治效能感和农民个体差异五个方面集中考察了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认为政府绩效是推动农民政治信任发展的积极因素，公共政策、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效能感也对政治信任变迁有较大影响，而个体差异则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呈现多样性和变动性。肖唐镖、王欣还考察了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情况，认为农民的政治信任呈总体上升趋势、农民的政治信任在不同层次上有所区别。侣传振等考察了城乡居民政治信任的差异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对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度有不同影响。唐斌认为，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的水平与信任客体的层级正相关、政治信任的认知基础比较模糊、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度较低。胡荣则考察了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的关系，上访者到达政府层级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因而需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机制和健全制度以保障农民利益。梅祖蓉从公民政治态度、对廉洁和腐败状况的认识、政治信任外部化程度、政治宽容度、对制度改革成果的评价、对政治信息真实度的评价、政治合作、公民个性特征八个方面建立测度指标体系，考察了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
政治冲突视角。农民维权抗争视角，也是研究农民政治认同的一个角度，因为可以从政治冲突的视角进行农民政治认同的反向度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中提出的依法抗争、于建嵘在《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中提出的“以法抗争”。彭正德从农民政治认同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关系出发，认为在反叛、非法对抗、不服从、合法抗争、温柔的抗拒等五种利益表达方式中，除了反叛外，其他几种方式均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而合法抗争和温顺的抗拒所含有的政治认同程度最高，属于“服从的抵抗”，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性利益表达，需要党和政府有效回应这种诉求，使其不往坏的方面转变。
此外，还有从合法性视角研究的，例如，彭华从政治认知、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等五个方面，对农村青年的政治认同现状进行了考察。也有从民族政治视角分析的，如陈锋不仅对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而且还对民族地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机制和规律进行了总结。
研究不足
国内学界对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虽取得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上进行了拓展和深入。但是，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一是系统性、全面性研究不多。目前，农民政治认同除出版了一部专著外，直接相关的期刊文献也略显不足。农民政治认同研究多附属于政治文化研究、政治信任研究、政治参与研究、政治抗争研究中的局部主题，比较缺乏较为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对此，学者彭正德也认为现有研究存在研究样本有限、历史研究时段缺乏当下关注、农民亚群体关注不足、农民政治认同结构与层次待探讨等问题。尤其是，现有的定量分析多局限于一个地区或数省的调查研究，而没有全国层面的截面数据，难以反映农民政治认同的全貌，更缺乏全国层面的专题性质的连续跟踪调查研究和趋势分析。
二是研究方法的孱弱。应该说，现有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没有克服传统政治学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多数研究还是属于从理论到理论、从档案到理论的规范性研究，而比较缺乏计量分析研究。即使在现有的问卷定量研究中，多数研究仅限于描述性分析和频率统计，缺乏严格的科学操作程式与更高级的统计分析手段及其相关验证手段，也缺乏相关研究的理论对话以及研究假设的提出与证明，更缺乏相关性分析和验证。同时，也缺乏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调查，且现有研究者没有受到严格而全面的定性研究方法论训练，应将学理思考与大量实地调查相结合，以推进研究进程。
（作者为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青年项目“西部多民族地区城乡结合部治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CZZ057）
【注释】
①张静：《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②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尝试”，《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第84页。
③孔德永：“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以社会主义为对象分析”，《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第140页。
④彭正德：“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第131页。
⑤陈朋，齐卫平：“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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