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在文化—心理范式、结构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和历史主义范式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研究进路的多样化，也为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做出了铺垫。同时研究中所呈现的系统性、全面性不足与研究方法的孱弱，也需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反思。
【关键词】政治认同 范式 分析进路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范式
文化—心理范式。学界最初多将政治认同问题当作政治文化问题来对待。农民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性因素，天然地与农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心理归属相统一。这方面的研究既有政治学者做出的，也有文化人类学者做出的，前者以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为代表，作者在该书中通过对村落中权威和人格嬗变的考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政治态度和文化心理的变化，后者以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为代表，作者在该书中对新型国家制度与传统家庭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现代权威制度建设里程中的民间权威的延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农民的政治认同有所涉及。郭正林的系列论文《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以及《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定量研究》也是该研究范式的代表作。在《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一文中，郭正林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取代了家族的传统功能，农民拥护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既在于精神需要，也在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城乡分割不打破，农民则会重归“家族集体主义”的认同。彭正德通过对土改运动中的诉苦研究，认为诉苦发挥着一种政治认同心理机制的作用，诉苦能使得党成功把阶级概念植入乡村社会，在农民政治心理中激发起对原有政治秩序的憎恨和对新政权的拥护和爱戴，从而形成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高度认同和忠诚。
结构主义范式。结构主义则是将农民政治认同置于所在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在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寻求认同的解释性因素，并认为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来自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它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绩效以及社会结构属性的一种理性评估和接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多数政治社会学者以考察人们的社会特征作为研究人们政治倾向的出发点，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往往是社会结构属性而不是个人的社会特征成为最终解释变量。”①就其特点而论，有研究者指出其特点在于：“以制度和政治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追求因果解释；追求普适性的结论；以群体为研究对象，坚持整体主义传统；静态研究或者比较静态研究方法。”②目前研究成果多是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下取得的。该范式又可分为三类：
一是政治认同自身结构的研究。涉及到现状、功能与外部影响、原因分析和提升途径的均是结构主义范式研究。例如，金太军的《村庄治理与权力结构》一书中，涉及到农民对村干部、乡镇政府、村委会选举、两票制等的态度问题。
二是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研究。国外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弗里德曼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等，堪称典范，而国内学者运用此分析框架进行的研究也有大量成果产生。典型代表为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于建嵘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等。徐勇在对古代、近代和当代的乡村政治社会演进考察中，分别探讨了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活动五个方面内容，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观点，借鉴意义较大。于建嵘的维权抗争著作也是通过大量访谈和事实资料收集，对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吴毅的著作则以四川双村为个案，长时间考察了乡村权威与秩序的演变过程，对农民政治认同也有参考价值。
三是国家建构理论下的研究。徐勇的《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是该范式的代表作。该书着眼于国家制度的完善，通过对现代国家与“三农”问题、土地问题、村民自治、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关系问题探讨，为有效提升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农民政治认同做出了理论阐释。彭正德的《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一书，集中探讨了1950～1980年的湖南醴陵县农民政治认同的演变，是迄今唯一的研究专著。
理性主义范式。该范式将农民看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动指南，农民的政治认同来自于农民对其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采取最优的行动策略以维护其利益之所在。目前，该范式也被学界较多采用，特别是将农民的政治认同看作是生存理性逻辑的观点，均属于该研究范式。彭正德将农民政治认同看作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交换，把农民与政治权力抽象为两个理性行动者，农民控制着政治权力所需要的认同和服从，但需求福利，而政治权力则掌握着农民要的福利，却需要农民的认同和服从，于是双方产生了社会交换的需要和持续的交换过程。孔德永也认为：“在整体上看，农民是比较务实的，他们没有更多的玄想，农民的生活偏重于具体的和直接的东西，注重眼前，注重感觉，注重事实”③。程波辉在探讨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弱化原因时，分别从政府行为失范、制度歧视、法律体系不完善和社会保障缺失四个角度去分析，其理论的基点也是农民工为理性判断的行为者。姚荣杰在研究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的互动关系时，认为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一种以制度为主导的“非对称性”互动关系。别红暄在探讨中原农村政治认同弱化的原因时，也是基于农民的理性判断而导致认同弱化，并认为是农民改革步履维艰、基层组织制度不健全、传统社会势力兴起、道德失范与治安混乱等因素造成的。
历史主义范式。历史主义范式主要从历史演进和发展规律上来探讨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既为当下理解农民政治认同弄清来由和梳理脉络，也为未来的发展趋向找到根据。采用该范式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分析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村落政治和农民日常行为，涉及到了农民对该制度采取的反抗与认同的态度与行为。高王凌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偷盗、瞒产私分等“反行为”的研究，也从历史角度展现了农民认同的另一个侧面。彭正德对1950～1980年湖南醴陵县农民政治认同研究也是该研究范式的运用。季丽新梳理了建党以来农民对党政治认同的历程，将其分为六个历史时期，时间节点分别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2005年以来的时期。史献芝和刘建明则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发生的内在机制，认为利益、核心文化体系、社会正义、民主参与的扩展是其内在生发机制，并将其划分为三个波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改革开放至十六大（1978～2002年）、十六大以来（2003年以来）。张华则将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乘势上升、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趋于僵化、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上下起伏、新时期的呈复合型特征。赵国友则将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政治态度的走向描述为政治心理稳定而缺乏热情，政治态度明确而十分保守的人多，而政治心理健康而稳定，政治态度明确而积极的人少，政治心理不稳，政治态度极端的人也少。
分析进路
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下，学者们又运用到了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切入分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路径。
生存性政治认同视角。生存性政治认同是诸多学者研究的共同起点，构成了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主流。彭正德是目前国内学界研究农民政治认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公开发表，而且其博士论文《生存政治：国家整合中的农民认同》则是专门研究该领域的力作。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持续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了乡村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④。陈朋从横向角度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类型学方法考察了后农业税时代四种不同政治认同类型的状况，并且也认为：“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是公民利益的满足程度，利益成为公民进行价值判断的出发点。”⑤侣传振通过对农民工的调查，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经济利益满足程度成为了农民工政治认同的起点。
政治文化视角。政治文化视角侧重于从农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评价角度去考察农民政治认同。肖唐镖从农民对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认同、对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的评价与认同、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评价与认同状况等三方面调查了农民的心态，并指出对于政治稳定来说，认同性基础更具根本性。肖唐镖还通过对40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集中考察了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心态变化、投票取向、竞争理念等内容，属于对选举的政治文化研究。南刚志通过对农村政治文化在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中的作用进行考察，认为农民对党的认同是农民根据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是否符合自己的文化观念来判断的，创新农村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归属进行有效引导是农民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步骤。唐慧玲指出，在“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相互承认范式，深化基于承认的现代政治认同，只有充分承认公民的自由平等，尊重公民的表达权利，集纳民智、维护民权、改善民生，才能建立起可靠的现代政治认同。黄荣华、雷国兵对农村村干部的政治认同考察中，从其对国家农村政策的评价、对民主、公平与公正理念的看法、对新农村建设成效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管秀雪对辽南三村的政治认同现状考察中，也是从农民政治文化角度去考察了农民的法律意识、政治自主性、对高层政府与基层政府认同差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