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国家治理的“可能”
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应该”只是前提，要想把这“应该”变为现实，还要关注国家治理的“可能”。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如何选择国家治理体系，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一论断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选择上的科学认识和高度自觉。
国家治理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伴随着人类社会国家的诞生就有了国家治理的要求与实践。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决定着不同的国家治理绩效。就算曾经是很好也很管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果不能随时代变化、社会演进与时俱进，也会被历史淘汰。传统中国曾经建立了高度完备的、充分适应封建社会形态要求的、以封建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其治理能力更是在上千年的积累中不断精进，但是当时代已经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在外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面前不仅不堪一击，还为中国社会留下了近百年的耻辱。
那么，可不可以把别人的、尤其是曾经打赢我们的那些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体系拿过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呢？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来确实做过诸多尝试，像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当然也包括重新复辟帝制，各种办法都试过了，结果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讲的，“我们中国人是很愿意向西方学习的，可学来学去总是老师欺负学生”，不仅不管用还更受欺侮。其实就算别人不欺负，也会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讲过一个“驴马理论”的比喻，说的是：马比驴跑得快，一比较，发现马蹄比驴蹄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蹄换作马蹄，结果驴跑得反而更慢；接着再比较，又发观马腿比驴腿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腿也换作马腿，结果驴反而不能跑了。怎么办？走自己的路，一条适合自己、源于自己的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治理体系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这条道路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仅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更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是任何制度体系不具备和难以企及的。
此外，找到一条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还需要把它所蕴含的能力、潜力尽可能地激发出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实践、需要时间。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讲，“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具体到要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真正现代化，让我们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真正现代化，恐怕时间还会更长一些。“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绝不只是过去完成时，更是现在时乃至将来时。我们要对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意味着的漫长性、复杂性、甚至曲折性有充分心理准备，既不要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也不要颓废悲观，丧失信心。
